中国医院为何向患者隐瞒癌症病情? 外媒: 家属怕影响情绪

参考消息网1月6日报道 英媒称，在中国，人们通常会向患者隐瞒患上癌症的消息。但是，这个国家日益沉重的癌症负担——2015年诊断出430万例，是2000年时的两倍，超过任何其他国家——让一些医生开始重新思考隐瞒不报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可能妨碍治疗。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月3日刊登题为《中国日益沉重的癌症负担通常要瞒着患者》的文章称，杜英芬（音）71岁时被诊断患有肺癌，去年去世时她并不知道这个诊断结果，因为家人把这个消息一直瞒了两年。她的丈夫徐胜讯（音）说：“我们就说是风湿病。”

文章称，癌症病例的增加源于人口老龄化以及一些生活习惯的影响，例如吸烟，目前肺癌和胃癌是最常见的癌症。

去年在中国河南省进行的一次调查发布的结果显示，58%的食道癌患者并不知道他们的诊断结果。其他研究显示这个结果大约为50%。

据最近对中国医生进行的调查发现，医生通常先把诊断结果透露给病人家属，而不是病人本人。一位资深肿瘤专家告诉研究人员：“在中国看病是一大家子人的事儿。事实上，在治疗过程中这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

文章称，亲属们说，隐瞒癌症诊断结果的原因是认为诊断结果造成的担忧可能让病人的病情恶化，或者因为他们无力承担完整的治疗。

隐瞒病情的过程是复杂的。现年84岁的张玉芳（音）2009年在脖子上发现一个肿块，后被诊断出甲状腺癌，她的女儿张美清（音）请朋友假造了一份诊断书，称之为“良性肿瘤”。

在手术切除肿瘤无效后，家人拒绝化疗，因为“认为一进治疗室就会让她意识到是患上了癌症”。

北京一家医院的肠胃病科主任江波（音）说：“这不像在西方，必须要马上通知病人基本诊断结果。我们正在努力改善这种做法。如果病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治疗会更好一点，我们看到西方就是这样。”

去年的一项研究结果增强了江波的观点，这项研究显示向大多数中国肺癌患者透露诊断结果并没有诱发或者加剧他们的焦虑或者沮丧情绪。

中国四川大学的肿瘤研究人员黄博岩（音）说：“初期阶段的话，这样做可能会有好处，但是再往后就只会带来更多的焦虑和怀疑，这对治疗是不利的。”

黄博岩说，因为“西方文化”和医疗道德观念的影响加剧，医生的做法也在发生改变。

文章称，中国的医生比家属更愿意透露病情，但张家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在癌症向肺部和骨头扩散后，张玉芳身上发现了新肿块。

但是，她的家人告诉她这都是无害的节结，女儿还告诉她：“如果你真的得了癌症，哪还能活这么长。”（编译/刘晓燕）

外媒称全球药业迎来中国制造：人才回流 癌症新药审批加速

参考消息网1月5日报道 美媒称，一种新药有望阻止癌细胞扩散到其他器官；另一种可以治疗血癌；还有一种利用人体的免疫系统来杀死肿瘤。这三种药都展示出令人鼓舞的效果，只需再过一道关坎就能获得在美国上市的批准。这些药还有另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中国创造的。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4日以《癌症新药，中国制造》为题报道称，多年来，中国的制药业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仿制西药上。让新药获得批准是一个令人沮丧且耗时的过程。企业认为，将数百万美元投入药物研发风险大，不如把精力放在更安全的收入来源上。

报道称，现在，中国正努力在全球制药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已把创新药物作为国家重点。官员已承诺加快药品审批速度，为了扭转人才外流，还在大力吸引科学家回国工作，为研发提供土地、拨款、税收减免以及投资。

这三种新药仍需通过美国监管这道难关。如果通过的话，它们将成为中国生产前沿疗法的能力越来越强的证明，提高这种能力是中国经济向高附加值及日益复杂的行业进行更大范围转型的一部分。

与更大范围的工业相比，中国的药物研发仍处于早期阶段。但一些专家说，中国制药企业与辉瑞和阿斯利康这些制药巨头平起平坐只是时间问题。

“这不是他们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医疗投资基金奥博亚洲的资深董事总经理王健说，“他们一定能做到。”

报道称，直到现在，在中国得到高质量的药品仍是个问题。网上有专门讨论从印度走私仿制药的论坛；还有人购买原材料在自己家里制药；出得起这笔钱的人飞到美国去看病。

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试图解决药品短缺的问题。得到香港首富李嘉诚支持的和黄中国医药科技2000年成立时曾尝试过中草药的开发。2005年，和黄医药开始研发抗癌药物。

在上海的主要实验室里有多达350名科学家，他们被测试室中的啮齿类动物环绕着。半数以上的科学家正在努力寻找新药。

报道称，去年10月，和黄医药报告说，在二期临床试验中，60%以上的患者对公司与阿斯利康共同研发的savolitinib有积极反应。Savolitinib是首种可用于治疗肺癌、肾癌、胃癌和结肠直肠癌的药物，通常与阿斯利康的其他药物一起使用，把允许癌症扩散的信号传导通路阻断掉。

和黄医药正在等待更多的数据。如果进一步试验有积极的结果，公司将申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所谓的突破性疗法认定。

公司仍需要做第三期临床试验，这是得到FDA全面批准之前的最后一步，但突破性疗法认定可缩短这个最后阶段的时间。第三期临床试验需要在多达几千名的患者身上检验被测试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通常是与安慰剂做对照。

如果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监管部门最早可能在2019年底批准，和黄医药首席执行官贺隽说。“花了20年的时间，才能突然成功，这就是我们此刻的情况，”他说。

除了和黄医药，另一家名为百济神州的公司已在对两种药物在全球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一种是用于治疗一种最常见的血癌、淋巴瘤的药物，另一种是以消灭肿瘤为目的的免疫治疗药物。百济神州还在与赛尔基因和默克公司合作开发抗癌药物。

卡尼说，她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将有20或30个中国制造的药物在美国申请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抗癌药物市场。她说，从中国目前的定价模式来看，那些试验成功、获得批准的药物很可能会比外国公司生产的药物价格更低。

报道称，尽管前景乐观，但想要走出国内的中国制药公司仍面临着障碍。在美国这样的主要市场，制药公司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中国企业尤其受到缺少研究资金的妨碍。

（2018-01-05 00:14:44）

英媒称中国癌症治疗方式改变 推高镇痛药需求

参考消息网9月21日报道 英媒称，合成类鸦片药物已经成为中国医药市场的明星，因为癌症病例的增加推高了对镇痛药物的需求，而且患者不再害怕上瘾。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9月18日报道称，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统计，去年中国镇痛药市场增长了20%至36亿元人民币（合5.3亿美元），是整个药物市场增长率的两倍多，而中国药物市场是全球第二大的。

分析人士称，中国大部分镇痛药用于外科，但最近的增长主要是由于癌症发病率从2000年的210万新增病例上升到2015年的430万，导致了对控制慢性疼痛的需求。

肺癌是中国最常见的癌症，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吸烟率高和空气污染。

十九世纪英国强迫中国从英属印度进口鸦片后，类鸦片药物在中国泛滥，许多人吸鸦片上瘾，成为一段痛苦的历史往事。

报道称，类鸦片药物挥之不去的恶劣名声让医生和患者都不愿使用它们。

但是，中国政府在2011年实施“癌痛规范化治疗”计划，推动了态度的转变。该计划培训医院工作人员认清不同程度的疼痛，通过及时给药来提供有效的缓解。

《全球肿瘤学杂志》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假如使用得当，一个国家的类鸦片药物消耗量可以成为确定姑息治疗癌症护理质量的良好替代标准。”文章称，有些医院的类鸦片药物年使用量已经增加了两倍。

瑞银证券的中国医疗保健行业分析师赵冰表示：“近年来，疼痛治疗在临床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全国各地医院都建立了非住院病人疼痛管理门诊部。”

报道称，如今中国消耗的类鸦片药物不再是外国商人用船运来的，它们大多是国产的。

根据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的数据，去年，长江医药集团的地佐辛是在中国最畅销的镇痛药，占据了将近40%的市场份额。该药主要用于术后。

从事健康研究的昆泰中国公司认为，同中国去年的整个药物市场总额1170亿美元相比，镇痛药的销售额还很小，增长潜力巨大。（编译/何金娥）

（2017-09-21 00:20:01）

外媒关注北京“癌症旅馆”:医疗资源严重失衡

参考消息网10月1日报道 外媒称，在北京一家中国顶级癌症治疗医院的附近，一排排简陋的砖房成了数百名癌症病人及其家人的临时住所。

据路透社9月29日报道，九座房子由黑暗狭窄的通道相连，对那些住不起医院房间的病人来说，这里的价格足够便宜，这种现象反映出了中国负担过重的医疗体系中大范围的不平等现象。

这些“癌症旅馆”在各地的医院附近大量出现，成了中国每年300多万的癌症确诊病人的住所。

报道称，病人们常常要长途跋涉去大城市的医院治疗，因为家乡的医疗条件太差，这就催生了一批因为要负担医疗费而生活拮据的癌症“难民”。

“大城市和小地方有很大的不平衡。好医生都不喜欢在小地方工作，”46岁的农民工老刘说，今年5月，他把妻子从750多公里外的老家带到北京来看病。

他的妻子年初在家乡内蒙古被诊断出宫颈癌，家人都劝她到北京看病。

“要是得了重病，最好就是去北京看，”老刘说。

一家这类旅馆的经营者说，大多数病人一般都要住上几个月到一年，在那期间等待治疗。

报道称，花销是积少成多。老刘夫妇从家乡来北京的一张廉价火车票要321元，旅馆每天的费用是70元，是医院床位费的一半。

他们简陋的房间门上挂着一块布帘子，屋子里有电视和电扇。旅馆里还有能做饭的地方。

报道称，对于患了癌症或糖尿病等重病的中国病人来说，经济负担是非常重的。官方数据显示，44%陷入贫困的家庭是由于疾病所致。

有些病人家庭为了支付医疗费而走向极端：接受未经许可的治疗，露宿街头，甚至在街头穿上奇装异服来筹钱。

报道称，国家的医疗保险基本上可以覆盖中国的14亿人，但是覆盖的只是最基本的费用，就是说病人差不多要自己出一半的钱。而像癌症这样的慢性复杂疾病可能自己负担的比例更重。

“对我们来说，最难的就是钱了，”带妻子来北京看病的老潘说，他的妻子在2013年被诊断出直肠癌。“我们都是农民，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花了27万多元了。”

报道称，很多人向亲戚朋友或非法借贷机构借钱。还有很多人等在医院门口给黄牛或医生塞钱，希望能加快治疗速度。

“医保只能负担一半的花费，”亚洲投资银行排行榜老潘说。

“我们不是城里人，一下子能拿出成千上万块钱。我们那地方很穷。我们只能借钱来治疗。”（编译/王笛青）

（2016-10-01 00:2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