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彩绘浮雕里的大唐余音
彩绘散乐浮雕
浔阳江畔
一千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浔阳江畔，秋风瑟瑟。
谪居江州的司马白居易正在为即将踏上归途的大哥白幼文送行。醉不成欢，月浸江中。夜色中忽然从水上传来琵琶声，铮铮然竟似京韵。移船相问，原来是一位师出名门的长安歌女。啥也别说了，添酒回灯，重新开宴，请为弹奏，以尽别情。琵琶声一起，白居易瞬间恍然。他从这琵琶女的弹拨声中听出了幽愁暗恨，听出了尘世悲欢，听出了人生况味和无限江山。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曲终人欲散，司马青衫湿。
文人，光是哭怎能充分表达内心复杂的情愫？才艺多表达方式自然就多，所以不能白哭，哭完是要唱的，而且是即席创作。白司马命人快拿纸笔，填词一首，歌以相和，命曰《琵琶行》。
曲阳石雕
新年元月，为了看国家博物馆藏明清书画作品展，我从沈城出发，在京稍作停留，前往河北博物院。因为是第一次去，所以看完明清书画展留出一点时间尽可能多浏览几个展区。走进曲阳石雕馆之前，我知道曲阳是汉白玉的故乡，精湛的石雕艺术在这里已经传承了两千多年。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有八幅浮雕作品，展现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诗画卷，就是曲阳石雕艺人的杰作。行至展馆中央位置，忽然被一件彩绘浮雕吸引：
在长不到一米半、高不到一米的画面里，雕刻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乐队，另有孩童两名，表现的是乐队演奏的热闹场景。右边第一人着男装，看起来很像是乐队指挥，其余12名女子身着窄袖襦衫，长裙曳地，分前后两排，所持乐器有箜篌、筝、琵琶、拍板、座鼓、笙、方响、筚篥、横笛等。琵琶，毫无悬念地列前排C位。这十几名乐伎脸庞圆润，表情生动，气度雍容，姿态优美，带有鲜明的大唐风韵，千年妙音呼之欲出。
转了一圈之后，我又回到彩绘石雕前，看了许久。文字介绍的卡片上写道：彩绘散乐浮雕，五代，曲阳西燕川村王处直墓出土……赏罢如此精美传神的墓葬壁画，不禁要问：这墓主人王处直是干吗的？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这个名字的背后，关涉着大唐——这个空前繁荣的极盛帝国的落幕。
千年古墓
这事儿还得从二十多年前曲阳县一座千年古墓被盗说起。
1994年6月中旬，在河北省曲阳县城西北一个叫西燕川的村子里，传出一条令考古工作者十分震惊的消息：村西坟山千年古墓被盗！犯罪分子采用挖竖井和爆破相结合的方法，掘开一条直径约一米的隧道，进入古墓，不仅将前室和东西耳室的随葬品洗劫一空，而且损毁了大量壁画、浮雕，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的抢救性挖掘，所幸出土了墓志和近100平方米的壁画和汉白玉彩绘浮雕。
墓志揭开了墓主人身份之谜，而那些幸存的浮雕中就有本文的主人公彩绘十三乐伎散乐浮雕。
王处直，唐末至五代时期义武军节度使，治所就在河北定州，可以说他是大唐走向衰亡以及中国陷入大分裂的历史见证人和直接参与者。《王处直墓志铭》写得密密麻麻近两千字，介绍墓主显赫的家世、非凡的政绩以及高尚的人格。墓志的结尾甚至用了非常煽情的骚体：“葬往兮清岭，俄悲兮古今，猿鸟兮风起，松萝兮雾深。晨露囗兮忧君泪，夜月悬兮报国心……”国家失去了栋梁，人间失去了豪杰，读罢想不对这位王节度使钦佩至极都难。从碑文可知，墓志的作者叫和少微。
然而，《新五代史》王处直的传文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阿保机举国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举，小吏和昭训劝都举事，都因执处直，囚之西宅，自为留后。凡王氏子孙及处直将校杀戮殆尽。”这句话泄露了所有的秘密。文中的“小吏和昭训”就是为王处直写墓志铭的和少微。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举国南侵，定州人都怕被契丹人统治，节度副史王都的跟班和昭训劝他发动兵变，于是王都趁机控制了王处直，将他囚禁在西屋里，自任代理节度使，然后把王氏子孙和王处直的将校全都咔嚓掉。咦，王都不也姓王吗？他和王处直是什么关系？王都还真不姓王，他原名刘云郎，本是一个叫李应之的巫术表演艺术家的义子，后来被巫师爸爸过继给了王处直。李大师曾对王处直嘱咐再三，说这孩子将来能成大事儿！王处直对这个干儿子非常宠爱，把一半军权分给了他。
众所周知唐末至五代，是一个军阀割据混战的时代，政权交替频繁，腐朽没落的大唐踉跄着走进了历史，而后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王处直跟随他的哥哥王处存，起家于唐末镇压黄巢起义，当时许多割据势力借此扩充实力。王处存讨逆有功，封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死后，儿子袭位。公元900年，王处直赶走侄子自承节度使之职。907年，梁王朱温把唐哀宗拉下龙椅自己来，建立后梁。朱温命王处直继续任义武军节度使，封北平王。但朱温站稳了脚跟后觉得王处直在定州一带树茂根深，留着早晚是事儿，于是打算把他交流到异地任职。王处直当然不肯，索性投靠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存勖。李存勖就是后来灭了后梁的后唐开国皇帝。义武军因其扼守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不可小觑的实力，在晚唐、五代时期竟成为多方争相拉拢的对象。
那个年代流行收义子、认干爹，而且干儿子杀干爹的事情屡见不鲜。公元921年，成德节度使王镕被义子张文礼杀害。李存勖号召各位小弟讨伐张文礼。王处直担心此次出兵白当炮灰，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义武与成德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没有积极响应。他又担心李存勖转脸问罪，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秘密派亲儿子王郁去契丹引兵南下，条件是答应王郁事成之后接他班。王都得知消息，来个先下手为强，就把干爹抓了——这大概就是他那巫师爸爸所说的“大事儿”，可怜王处直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这结局。第二年王处直就死了。至于怎么死的，《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说法不一、讳莫如深，你不妨大胆猜测。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干爹死后，王都为他修建了豪华且相当有艺术水准的墓地，于是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国家宝藏。无论是出于愧疚的赎罪还是为了掩人耳目，这对后人来说算是王都干的一件好事。
商女悲歌
回家后的一个周末，我补看央视《国家宝藏》第二季，看到河北博物院时，我忍不住打个激灵，罗向军院长推选的第二件国宝竟然就是“彩绘散乐浮雕”。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节目在国宝的“前世故事”环节反解“商女不知亡国恨”，道出了生活在那个时代最底层的乐伎的心酸。若不是家破人亡，谁不想岁月静好？若不为活命养家，谁愿意沦为歌女？杜牧的一句诗给她们带来了千年骂名，也让我们忽视了那所谓的大时代里一个个最为卑微和历尽苦难的生命。
从字面上看，杜牧对所谓商女的批评的确有失公允。“商女无知论”和“红颜祸水论”本质上可谓异曲同工。如果你说诗人是借此讽刺腐败的朝廷和没心没肺的官僚，是指桑骂槐，当然也有道理，但商女们表示“这个锅我们不背”！而且杜牧评人论事偶有偏激也是事实，比如他曾经强烈抨击白居易和与其并称“元白”的元稹，他曾在为他的好友李戡撰写的墓志铭中表述：“……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人雅士，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虽然杜牧说这是李戡的话，但真个死无对证。即便的确是李戡说的，你杜牧刻到人家墓碑上是几个意思？这话甚至远远超出了文艺评论的正当范畴，近似人身攻击。所谓“杜郎俊赏”，这也太不厚道了吧！《新唐书·白居易传》就曾引用了这段评论，而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指出“此文人相轻之言，未免失实”。
然而，正如杜牧不能因为元白偶有不佳之作而全盘否定他们，我们也不能因为杜牧性情中的偏激而否定他的积极思想。这样的杜牧，才是真实的杜牧。杜牧的《泊秦淮》尽管伤害了无辜的秦淮河民间音乐工作者，我们也不排除杜牧身上带有知识分子自我陶醉式的优越感，但这首诗无疑从另一个层面表达了一个时代的文人焦虑，一种士大夫阶层的天下意识。
杜牧所生活的9世纪上半叶，大唐气象渐成传说，这个时代的关键词连由盛转衰都已经谈不上了，而是江河日下、风雨飘摇，外有边患不断，内有党争不止，二者之间还有藩镇割据的定时炸弹。杜牧就因卷入牛李党争，于会昌二年(842)被调离京城出任黄州刺史，因为他之前和牛增儒有过交往，于是受到李德裕的排挤。明升暗降令杜牧惆怅不已，那年他刚好40岁。两年后又调到池州。又两年后，也就是会昌六年(846)，李德裕罢相。杜牧原以为可以打马回朝了，然而朝廷发来的一纸调令却把他调到了更远的睦州。接替李德裕出任宰相的是白敏中，白居易的堂弟，他自称文章受教于堂兄，对杜牧曾经无下限地嘲讽白居易不可能不嫉恨。几乎就在杜牧接到调令的同时，一代文豪白居易先一步驾鹤西游。
后来，直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八月，46岁的杜牧终于得到新任宰相周墀的举荐，升任吏部司勋员外郎和史馆修撰。六年间他曾多次上书朝廷，提出对于回鹘边患、军阀叛乱和江贼猖獗等问题的看法。时局越来越令有识之士担忧，他们知道如此下去大祸将至。
会昌六年(846)九月，杜牧离开池州顺江而上，走水路经金陵再南下杭州前往睦州。几年间，同世代的大文人刘禹锡、贾岛、白居易、李绅等相继离世，空前绝后的唐诗华章已经进入尾声，这一度是盛世大唐最耀眼的标签。三年后，为唐诗带来最后浪漫的青年诗人李商隐将赠诗两首请他指教；而六年后在杜牧临终前不久求见他的另一位才子温庭筠，将致力于下一个时代的代表文体——词的创作。这个曾经辉煌无比的时代即将远去，无法不令独立孤舟中的杜牧感慨万千。
大唐之音
为什么说散乐浮雕描绘的就是大唐的声音呢？这些乐器的演奏就可以代表大唐的旋律了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琵琶在唐代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乐器，箜篌、筚篥、羯鼓、羌笛等紧随其后，风靡一时。唐朝的开放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域外文化，在音乐领域，西凉乐和龟兹乐影响最大。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今之琵琶演奏者貌似女性居多，但古时琵琶并不是只有婉约阴柔之美，唐代边塞诗人王翰有一首《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琵琶在这里弹奏出了响彻云霄的慷慨与豪迈。《彩绘散乐浮雕》这一名称中，所谓“散乐”，其实是西域百戏，简单说就是乐队加各种表演。
我们现在讨论音乐常有西洋音乐和中国民乐之分，然而所谓民乐，很久以前并非真的是华夏之音。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丝绸之路打通，大量西域乐器传入中原，引领新的风尚，经南北朝至唐，胡戎之乐渐渐取代华夏正声。当然，所谓“取代”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胡汉音乐的融合，因为胡乐在传入的过程中也被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造，我们称之为汉化。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唐朝流行的是曲项琵琶，就是我们在散乐浮雕中所见的样子，而直项琵琶在秦汉时就已经出现了。在这些胡乐之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是佛曲。据《广清凉传》，唐代佛教圣地五台山有“箫笛箜篌，琵琶筝瑟，吹螺振鼓，百戏殖阗，舞袖云飞，歌梁尘起”的大型乐舞盛会。
当然，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的打通，其意义不只是我们的文化输出，它反过来对于华夏文明的影响深入骨髓，也绝不仅仅是几件乐器的问题。各种文明在这条路上交流碰撞，形成新的文化现象。
谵小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