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版潜伏：他让汪精卫胆寒、蒋介石不得不服，为中共立下大功！

抗日战争时期，汪伪政权内部发生了一宗谜案：汪伪中央的不少绝密情报，不断被延安方面获取并揭露、公布出来。这使得以汪精卫为首的汪伪政府为之心惊胆寒，他们认定有一位中共谍报高手潜伏在自己的阵营中，他们想尽办法，却始终未能把这个人找出来。

这个深藏不露、手眼通天的谍报高手就是名垂青史的中共特工李时雨。

1939年8月，汪精卫筹划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派员到各地网罗与会代表。

被派往北方的是朱晶华等人一到天津，就遇上曾是东北抗联驻津代表的地下党员孟幻飞。孟摸清朱的意图，答应给介绍“合适”人选，旋即向天津地下党负责人何松亭作了报告。何意识到这是我党打入汪伪内部的绝好机会，遂想到了当时正担任天津高等法院书记长的李时雨。

经孟幻飞介绍，李时雨与朱晶华见了面。长谈之下，朱晶华觉得这个法学专业人才值得网罗。也感到李为人坦诚，“忠君”意识很强，便拍着胸脯表态：“眼下急需人才，不会有谁仔细去审查你是不是国民党员，你放心跟我去。”

十几天之后，参加“六大”的北方代表23人组成团队，赴上海与会。1940年3月2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一群汉奸卖国贼粉墨登场，作为“六大”代表的李时雨，也被任命为立法委员、法制委员，直接在陈公博手下工作。

李时雨以年轻老成，谦虚、诚恳的姿态出现在同仁面前，尤其对陈公博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仰慕和诚心追随姿态，其举止是那么自然得体，有礼不卑。

政治舞台老手的陈公博，通过多次考察，认为李时雨是个大可任用的人才。这年8月底任命李为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

李时雨任秘书处长仅仅半个多月，就把汪伪政权的人事组织和主要罪恶活动，掌握得清清楚楚。他把这些情报分门别类写成文字，时常到天津交给何松亭。何考虑到他经常回北方，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还是由孙静云担任交通为好，便建议孙移居上海。

这年12月，孙静云携家小到上海，为党传递情报。由于她没有社会职业的约束，可以自由来往，成为最佳的地下交通员。

李时雨提供的汪伪政权的各种情报，由我党根据斗争的需要，适时加以揭露、公布，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不但汪伪政府为之胆寒而发出惊呼，就是蒋介石国民党也疑惑不解：共产党对于汪伪中央的军政绝密，缘何掌握得这么清楚！

如汪伪集团于1939年12月与日本秘密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这是汪伪中央的最高机密，仍被李时雨搞到了副本，电传到延安。1940年2月，延安方面几乎与国民党同时把这个卖国秘约揭露出来，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令蒋介石也对延安方面出色的情报工作不得不服。

1942年5月，李时雨又获得升迁的机会。原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单钰，任内积压大量案件，在押犯人久不处理，引起民愤。陈公博下令撤其职务，由李时雨接任，同时授予李少将军衔。

恰在这时，汪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成立，陈公博兼任主任委员，任命李时雨兼第四处处长。

李时雨果然出手不凡。第四处负责对清乡军政人员犯罪的侦察审判，兼管禁烟、禁赌、禁毒。他了解到南汇清乡区分队长冯某，包庇区内一家赌场，受贿数千元，便派人搜集其罪行。冯某得知，携了巨款到李时雨办公室行贿。

李时雨当下打电话叫两名督察员过来，指着桌上的一堆金条下令：“把他押去审讯！”之后，这个冯某被治罪判刑。此事在上海的官场和民间都引起震惊。陈公博觉得李为他提倡的“廉洁政治”增了光，赞扬李时雨“执法如山”，无形中为李树了威信。

李时雨深知在各项情报中，军事机密最为要紧，因为沪宁区域有新四军的活动，日伪敌军的每个军事行动，直接关系到新四军的安危。

1942年12月，李时雨得知日本派遣军司令部与汪伪政府“军政部”秘密制订了春季“清乡”计划。便以“陈市长要求通报”为名，从军政部秘书处长那儿要到了计划全文，首先翻拍下来，再送到陈公博手上。

这个详尽的清乡计划洗印出来，由地下交通线转到苏中军区三分区，分区司令员陈玉生马上派人急送新四军军部。军长陈毅与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等人，连夜细加研究，对各分区、旅团作了针对性部署。

由于部署得当，抢先行动，使日伪军沿沪宁路吴县、常熟、太仓、昆山等10县为首批实验区的清乡计划，遭到了自身惨重的失败。另一方面，各分区军民根据敌人保甲编组、联保连坐、政治清乡、文化清乡、心理清乡等等具体方法，制定针锋相对的反击行动，为其后的反“清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后来在总结1943年春季反“清乡”的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陈毅特别提到了李时雨转过来的情报，称“这一情报起码帮助我们增添了一个师的兵力。”

延安的中央社会部，极为重视上海方面的情报来源，决定委任李时雨为上海特派员，同时电示中共北方局派得力干才赴上海协助李时雨建立情报转运站。

1943年4月，张友恒和杨宁从北平来到上海，与李时雨接上了联系。李时雨让杨宁化名为杨德修，安插在军法处任少校军法督察员。按照北方局的指示，由李时雨、杨宁、孙静云组成党小组，李为组长，杨担任对外交通，孙静云负责内部机要。

此时的上海已成为汪伪政权的政治、经济中心，李时雨将情报的触角伸向纵深，将大量汪伪中央最高层的机密，通过地下转运站输送到党的情报部门。

中央社会部曾几次发报嘉奖，表彰李时雨情报站的出色成绩。连已在延安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新四军刘政委也知道汪伪政权当中有我党一个能量很大的谍报小组，负责人是李时雨。

1943年8月，汪伪政府接收上海租界，市保安司令部调李时雨兼任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此时，李身任三大处处长，可谓权势在手，八面来风，对于获取日本派遣军和汪伪中央的各种情报，具备了更为优越的条件。

李时雨曾通过北方局向中央请示：能否直接与沪宁的新四军接上联系，中央考虑到李时雨是我党打入汪伪中央的最大内线，应当注意隐蔽，不可扩大联络面，因此没有批复。但从此时起调整李时雨情报站归中共华中局直线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