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访清 为何仅凭一点 就断言洋务运动必然失败？

晚清之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史上决定国运的关键一战。甲午之战败，可以说扯下了清朝最后一块遮羞布，露出内里残破不堪的景象。西方列强为了防止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纷纷来华索取租借，导致晚清中国之殖民地化迅速加深。

在甲午战前，清廷渐次削平太平军、捻乱、回乱，一手洋务运动搞得风生水起，朝野上下都沉浸在“同光中兴”的美梦中，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

当时中外有许多人认为，大清削平内乱，重回正轨，并且效法西方大力发展洋务，不数年将重回强国之列。只有极少数的人，对当时的局势保持清醒的认识。所谓的“同光中兴”，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清朝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实际上比二三十年前对抗太平军时更加凶险。

光绪十一年（1885年），恰为甲午大战之前十年，后来战争中中日双方的关键人物——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日相伊藤博文，在天津有一次会面。伊藤博文此次来华，主要是与清方就朝鲜“甲申政变”的后续事项进行谈判，最后双方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就撤兵一事达成了协议。

此次会面，伊藤博文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条约签订后，李鸿章给清廷的总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寄去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李鸿章认为伊藤博文是个人才，在他的率领下，日本会迅速走上富强之路，而日本与中国仅一衣带水，极有可能成为巨大的威胁。可惜李鸿章说此非近忧，十年才会成为威胁，彼时总署已不归恭亲王领导，官员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哪里还顾得上十年之后的事情。结果李鸿章一语成谶，刚好十年以后，就爆发了甲午战争。

与伊藤博文留给李鸿章的日本必将富强的印象相比，清朝带给伊藤博文的印象截然相反。后来伊藤博文回忆起在中国见闻，认为“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对清廷之洋务运动，完全持不以为然的态度。

为何伊藤博文认为清朝的洋务运动绝无可为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

自洋务运动兴起以来，清朝官方的核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而对其政治制度不作根本性的变革。伊藤博文此次访华，就看出清朝选拔人才的制度大有问题。

所谓“时文”，即科举应试的八股文。清朝想搞近代化工业运动，在文方面，应该取懂科学技术的人才，在武方面，则应该选拔训练现代军队，但事实上，却还是以八股取士，选拔武官也还停留在冷兵器作战时代。

这些未来能进入权力中枢的人，全然不懂西方，也不懂近代化。朝堂上大多数士大夫都还崇尚经学，以谈论洋务为耻，视西方的枪炮轮船为奇技淫巧，那么洋务运动只是空中楼阁，走不出失败的命运。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清朝的官员们大多因循守旧，一有变革萌芽的迹象，言官们便交相诋毁，总要守着老祖宗的那套抱残守缺。结果十年之后，李鸿章在马关换约，伊藤博文嘲笑道：“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论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晚清时顽固思想之根深蒂固，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