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志：虽断烂、有足珍者：海上前清遗老的敦煌写经收藏

海上，也就是今日的上海，此一地名流行于清末民初。而本文所谓的遗老，则是泛指清朝灭亡之后或定居、或短暂停留海上的前清官员。遗老们仕或隐，也许各有不同选择，但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热衷收藏敦煌写经，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煌莫高窟出土的经卷文书中的佛教典籍。这些写本被发现时因存放在洞窟之中，所以又有“石室写经”之称。

中外公私藏家之中，以罗振玉（1866-1940，图1）最为有名，影响力也最为深远。罗氏很早就注意到这批文物的重要性，进而收藏、研究并刊行于世，例如《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图2）收录的《姚秦写本大云无想经卷九》，在今日看来依旧是相当珍贵的史料秘宝。另外，许承尧（1874-1946）在敦煌写经的收藏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图3），据说他在甘肃省任上收藏敦煌写经、文书达几百件，取其精者藏诸于室，斋名“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如青岛市博物馆藏《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光赞经卷十五》《维摩诘所说经义记》都是箧中旧物。日人森本孝顺（1902-1995）收藏有1918年在北京刊行的《敦煌石室藏经目》，记载当时23位上流名士及其抽签认购的敦煌写经计162卷，由此可见当时北方的收藏风气。羽田亨（1882-1955）、滨田德海（1899-1958）等人也都非常有名。上述藏家的收藏大都已发表，本文聚焦过去少见讨论的民国初年五位遗老们之敦煌写经收藏，希冀对其收藏活动和内容能有进一步的掌握和认识。（表一）

图1：罗振玉

图2：北京图书馆出版《鸣沙石室佚书正续编》书影

图3：许承尧题跋陈季侃藏隋人《太子慕魄经》引首，浙江省博物馆藏。本刊资料室╱图

表一：遗老的敦煌写经收藏略表收藏者 滞留上海年月 作品名 同观或书跋者 周树模 民国三年至民国五年以降 四分律卷一 李瑞清、沈曾植、杨钟义、樊增祥 向燊 民国九年至民国十七年 法华玄赞卷十、杂阿毗昙心论卷十、北魏人写华严经 李瑞清、曾熙、许承尧 李瑞清 宣统三年至民国九年 北魏人写经 曾熙、谭延闿、魏逖先 赵熙 宣统三年十月下旬 唐人写金光明最胜王经坚牢地神品第十八卷子 陈三立等十人 吴士鉴 民国二年二月中旬 北周大都督写经、释肇断序抄义、大乘稻竿经疏卷、大智度论卷五十五、释论五十六、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吴庆坻、陈三立、王闿运、瞿鸿禨、樊增祥、易顺鼎、郭沫若（？）

第一位是周树模（1860-1925，图4），字少朴，号沈观，湖北天门县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官至黑龙江巡抚。他于政治上的成就之外，亦雅好文艺，其书法雅逸，颇有宋人遗韵，也收藏敦煌写经，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四分律卷一》为其旧藏之一（方广锠主编，《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研院”史语所，2013年，第37-38、295-302页）。本幅为端整精美的唐楷写经，引首有李瑞清（1867-1920）大字篆书题名并跋，拖尾有周树模、沈曾植（1850-1922）、杨钟义（1854-1940）和樊增祥（1846-1931）等人跋语。周氏题曰：“此唐经残本，兰州友人寄以赠予……殆亦敦煌石室中物。虽断烂，有足珍者，第不识所写何经，有待博雅君子考定焉。岁丙辰（1916）嘉平月除日记于海上泊园。树模。”研究指出，周氏于民国三年避居上海（李细珠，《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04页），从此题跋可知此时尚在，或是短暂停留。期间周氏与陈三立（1853-1937）等人多有来往，李瑞清等四人也是陈氏宴客时常见的座上宾，彼此相识，他们为周氏藏品书跋并不奇怪。在跋文里，沈曾植考究此经和唐碑的关系，认真严肃；杨钟义赋诗应酬；樊增祥批评伪理学，并闲话家常。他们的书风虽各有不同，但都蕴含书学涵养，也为一丝不苟的敦煌写经带来亲切和生动之感。

图4：周树模

第二位是向燊（1864-1928），字乐谷，号抱蜀子，湖南人，晚清经学家王闿运（1833-1916）弟子。善诗文，精书法，与李瑞清、曾熙（1861-1930）、谭延闿（1880-1930）多有来往，和曾熙更是亲家关系。民国九年，向燊来到上海过着鬻书画自给的生活。关于向燊和敦煌写经的收藏，曾迎三辑《曾熙先生题跋·向燊润例》已有记载：“后乐叟以观察使入陇权巩秦阶道，辛甲之际，备历险阻，几死者再，而乐叟抱周器唐佛、齐梁经卷出入锋刃……壬戌（1922）冬农髯。曾熙。”实物方面，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法华玄赞卷十》《杂阿毗昙心论卷十》（详见《鸣沙遗墨：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敦煌遗书图录》，第30、46页），以及向李兰捐赠台北故宫《北魏人写华严经》均为向氏旧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杂阿毗昙心论卷十》中还有难得一见的向氏书法，气韵醇古。其中第二则题跋曰：“是经曩据永兴郡印定为南齐时人书，后至京师，与许君际唐考订，知为晋人所书，以校罗君振玉所景晋元康建初诸经……”（图5）可知向氏趁着北上京师的机会，和许承尧重新对作品的断代做了检讨，并推翻了过去的意见，研究精神和热诚令人感佩。另外，陈红彦、林世田编《敦煌遗书近现代鉴藏印章辑述》记载，日本杏雨书屋藏《大智度论卷第九十二》《大智度论卷第九十三》《大智度论卷第九十五》和台北历史博物馆藏《大般涅槃经后分第四十二》亦钤有向氏藏印，或许也是旧藏之物，待考。

图5：向燊二跋自藏《杂阿毘毗昙心论卷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第三位是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晚号清道人，江西抚州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辛亥革命后易黄冠为道士，寓居上海鬻字画维生。关于李氏的敦煌写经的收藏，从文献上可找到三则资料，也是目前仅见。曾迎三《李瑞清年谱》引谭延闿《辛亥北上日记》宣统三年七月初二日条记载：“至临川见梅庵（李瑞清），看唐人写经卷，笔意类六朝人，梅庵断为北魏人写经，谓与中岳灵庙碑相似也。”初三日：“十一时，俟园（曾熙）乃起，同车至梅庵处……看字帖甚多，以石室写经为最好。”初七日：“散后与士元同车至临川馆，候梅庵至十二时乃归。同看唐人写经，其硬黄纸者唐人书，白麻笺者类北魏、六朝人书。”可见李氏并不藏私，对于经卷的材质、书风、断代和质量优劣，也能提出个人独到的见解。有趣的是，目前尚未见其寓居上海之后收藏敦煌写经的活动，反而看到更多为人题端书跋的书作。例如上述《杂阿毗昙心论卷十》亦有李瑞清大字篆书并跋（图6），若根据向燊题跋，可推测书写时间在民国四年前后，李瑞清曰：“南齐人写难心卷。光绪十五年出敦煌石室，乐谷观察官陇时所得。考卷中有永兴郡印，永兴惟南齐时称郡，书法古峭，故决其为南齐人书。南齐碑传世者，无有及此者。况墨迹乎，诚鸿宝也。清道人。”另外，“中研院”藏《四分律卷一》引首也有李氏大字篆书，分析书跋的时间点应该是在周树模收藏石室写经，也就是民国五年农历十二月之后。两件作品的书风十分相近，视作真迹应无问题。

图6：李瑞清大字篆书并跋《杂阿毗昙心论卷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第四位是赵熙（1867-1948），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光绪十八年进士，工诗文书法，坊间流传“家有赵翁书，斯人才不俗”的说法，并被尊为五老七贤之一。据《陈三立年谱长编》（第940页）记载，赵氏于宣统三年十月下旬自北平携所藏《唐人写金光明最胜王经坚牢地神品第十八卷子》至上海拜访陈三立，陈氏为其赋诗一首：“……近岁敦煌古石室，掘发秘籍杂释典。唐人墨渖溢光怪，好事攫取竞流转。”查北京翰海拍卖2005年秋拍上，拍品编号2262的唐人写经，题名亦为“唐金光明最胜王经坚牢地神第十八”，卷上有赵熙和陈三立等11人题跋，内容也一样，或许就是此作。（图7）

图7：陈三立题赵熙藏唐人写《金光明最胜王经坚牢地神品第十八卷子》，北京翰海2005年秋拍编号2262

第五位是吴士鉴（1868-1933），字炯斋，号阼湖遗老，浙江杭县人。吴庆坻（1848-1924）子，光绪十八年进士。《陈三立年谱长编》记载：“民国二年正月十二日，赴吴庆坻樊园邀集，观吴士鉴所获敦煌藏北周大都督写经，王闿运、瞿鸿禨（1850-1918）、樊增祥、易顺鼎（1858-1920）等同集。”可见其收藏有敦煌出土的北周大都督写经，然此作今日下落不明。不过，经吴氏之手收藏过的敦煌写经并非仅止于此。黄征曾针对私人藏吴氏旧藏《释肇断序抄义》《大乘稻竿经疏卷》《大智度论卷五十五》《释论卷五十六》做了详实的考鉴，并介绍了作品上方的“吴士鉴珍藏敦煌莫高窟北朝唐人写经卷子”“九钟精舍”钤印，可知为吴氏旧藏无疑（黄征，《吴士鉴旧藏敦煌北朝唐人写卷的鉴定与考证》，《敦煌研究》总第60期，1990年，第165-169页）。但其中一方“鼎堂”白文篆印，或许是郭沫若（1892-1978）所有，待考。再者，吴士鉴旧藏《妙法莲华经卷第七》已于2015年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的春拍上出现，收藏活动和内容愈加清晰明朗。

其实，敦煌写经和中国历代名品墨宝在本质上差异并不大，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文人之间的雅集活动或题跋文化，也与过去大致相同，未来仍有真伪、断代、编年、风格、优劣的问题等待解决。但它特别存在着出土时特殊的时空背景，藉由实物可填补人们对其认识的空白，成为20世纪以降爆红的新宠儿，如今甚至已经独立出来，变成一门特殊的艺术或学术研究课题。彼时对清末民初遗老们而言，遇见敦煌写经当然是震撼的，所以在接触后，即用和理解传统法书碑帖一样的态度，积极地去摸索、理解，甚至登门求教，切磋琢磨。他们时时聚会，相知相惜；热情好学，交流分享。撷取新知的同时，也丰富了书法史观和书法创作。遗老们遇见了大时代，遇见了古代的新材料，遇见了同好，也遇见了学研风潮流行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