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持寸铁叩天扃?//史书的春秋大义

文/蒋蓝

陈寅恪

陈乃乾（1896—1971）为著名的目录学家、索引学家和版本学家。他勤于访书，研考目录，编纂目录以及索引，并长期教授目录学。他的继承与创新、批判与考证、目录学家编索引、精益求精、锲而不舍和甘为人梯的学术思想，至今具有启迪意义。

在《陈乃乾文集》上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4月1版）里，有《史的意义》一文（70—71页），刊发于1946年9月20日《大晚报?新青年》，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史的最要目的，要把事实纪载得很真确，很详细，留给后人参考。其他字句的修饰，或体例的选择，都可算是次要。”

这本是平常话，他接着举例说明自己的观点：

但是不幸得很，《春秋》和《史记》的作者，他除了纪载正确和详细的必要条件之外，另有一种更大的目的——褒贬。《春秋》对于人物的贤或奸，嘉奖或贬斥的意义，并不明白指出，却寓意在一个字里，使全书成为哑谜式，让读者凭自己的思想去推测。《史记》则假借古人的事迹，发自己的牢骚，尽量发挥个人的褒贬。因此这两部书对于纪载正确和详细的必要条件，完全忽略了。后来司马光做《资治通鉴》，虽然尽量顾到纪载的正确和详细方面，但依旧用褒贬作为主要目标，这是中国史家一大流毒，到现在还没有洗得清。

陈乃乾先生显然是史料学的信徒，但这一观点明显天真，即便不加个人评价的史料选择剪裁，就已经浸淫了自己的价值观。傅斯年曾发表“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认为“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在史语所初创时期，他又提出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史料构成了史学，但是史识呢？缺失史识的学问，不过是思想缺席的一堆材料罢了。

俞大维晚年回忆陈寅恪先生，说他研究历史是要在历史中寻求历史教训，即“在史中求史识”。杨步伟、赵元任先生回忆说：“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而“在史中求史识，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也正是陈寅恪治史的目的，以通识的眼光洞见过去，把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阶段，使陈寅恪的历史研究达到了极高水平。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说的“史才、史学、史识”，在陈寅恪这里一个也没有少。

陈寅恪的众多文章里，看似纯学术的历史问题，但细察著述时间并结合当时背景，即可看出他“筹烂谋深”的苦心，那就是纳微言于大义，让史识成为照亮史料的灯。他完整地捍卫了自《春秋》和《史记》以来伟大的历史书写传统，沉郁顿挫，爱憎与褒贬，标举与鞭笞，入木三分。

陈寅恪晚年说自己“失明膑足，尚未聋哑”，认为自己晚年的著述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历史不仅仅是材料的重床叠屋，历史更不是目录的编排；历史是充满体温的，历史是可以感知的，历史更是可以寄托爱憎的。中国史书的春秋大义，正在于宝贵的史识是对材料的深犁。

陈寅恪讲对古人要抱有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置身事外的苛求显然欠妥。在我看来，陈乃乾先生的类似观点，目前在高校里非常流行，学子们以此为堂皇学术，掩盖了最为贫血的思想，恰恰“是中国史家一大流毒，到现在还没有洗得清”。

蒋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