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几回林下话沧桑——我们所认识的余英时先生

我和余英时先生见面，算是相当晚的。

记得是二〇〇七年的十月，在日本大阪的关西大学。那一年，关西大学授予余先生名誉博士称号，同时召开“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第一届会议，我就是在那个简单而隆重的授予名誉博士称号典礼上，第一次和余先生见面的。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正如后来余先生常常说的，我们好像是“一见如故”，因为共同话题特别多。那天余先生送我一册刚刚出版的《未尽的才情》，接着就和我天南海北地聊天，话题从顾颉刚说起，接着说到范文澜、周一良以及冯友兰，我不敢说“英雄所见略同”，但是可以说“关注大略相近”。之所以会这样，我当然知道，就像余先生笔下的钱穆先生一样，“一生为故国招魂”，余先生的关怀始终在中国，所以才特别愿意和我这个来自大陆的学者聊天吧。第二天，在去内藤湖南的恭仁山庄参观之前，我们又开始聊中国这几十年，余先生拿过我的记事本，在上面默写了他刚刚所作的《反右五十周年感赋》四绝句，第二首是“未名湖水泛轻沤，池小龟多一网收。独坐钓台君不见，休将劫难愁阳谋。”这是讲大陆的事情，我当然不陌生，便给这一首中的“池小龟多”和“阳谋”作了诠释，两人相对，想起五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场大劫难，不免感慨万端。

回到上海，和内人戴燕说起与余先生见面。她说，一九九三年她在日本京都大学访问的时候，就见过余先生。

一

不过，读余先生的书，却是很早的事情。

大陆出版余先生的著作，最早是一九八七年底的《士与中国文化》，这部书在当时风靡一时，引起学界（甚至超出学界）对“士”的关注。那时，大陆正处在叫作“文化热”的大潮流中，对于古代中国文化以及士大夫传统，不免多以批评为主，这主要是无法直接批评专制政治导致的落后，转而由传统文化为现实政治担责，我曾戏称之为“鞭尸”。余先生对古代士大夫“同情之了解”的研究，自然是接续钱穆先生的思路，和这个大潮流不很吻合，但他对士大夫传统的看法却与当时文化热中高扬的启蒙思潮和批判意识并不冲突，因为他从另一侧面提醒了知识阶层如何关注自己的历史，以及知识人如何发掘传统精神，用“道统”对抗“政统”，以传统中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气节，给知识阶层保留一些尊严。

不过我最早读到的，却是早些年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大概是在一九八六年初罢，那个时候我刚刚研究生毕业，写完《禅宗与中国文化》不久，一个北京朋友给我带来一册，记得是时报文化公司出版的单行本。前面提到，那时候大陆刚刚走出文革噩梦，普遍对传统文化导致“落后”与“专制”，有深切的反思和激烈的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最终引出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后来的电视专题片《河殇》。乍看到余先生这本书，针对西方“现代之后”指出传统中国文化“正是一种值得珍贵和必须重新发掘的精神资源”，心里多少有一点不习惯，因为大家都期待八十年代的中国能重新续上五四新方向，很担心文化上中国重新回归旧传统，因为旧传统中那种专制与封闭，在文革中已经登峰造极，让刚刚走出梦魇的人们不寒而栗。我那时的心情也一样，所以，在一篇评论中我写到，自己和余先生看法略有不同，觉得“中华民族并不是处在‘即将进入现代之后’的阶段”，而是“处在迫切需要迈进‘现代’，赢得科学技术起飞的‘临界’阶段”，所以还是觉得传统文化“步履蹒跚，包袱沉重，除非它经过一个脱胎换骨式的革命”（《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联接》，载《书林》一九八六年第六期）。对钱穆先生到余英时先生这种对传统的“温情”与“敬意”（钱穆先生语），多少有一点基于现实关怀的疑惑和忧虑。

不过，这种疑惑和忧虑在读到《士与中国文化》后涣然冰释。我清楚地记得，这部收录了八篇有关古代“士”的历史论文集在当时那种洛阳纸贵的盛况，我的朋友中，几乎人手一册，而且激起了有关知识分子使命的议论纷纷。众所周知，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时代过去之后，八十年代知识人确实有一种理想主义、使命意识和昂扬精神。而这部文集中，不仅那篇关于“道统”与“政统”的论述，激励了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知识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反抗勇气；那篇有关“新自觉”和“新思潮”的史学论文，也触动了学界中人对于古今“士”传统的自觉反思；而那篇针对宗教伦理和商人精神的论述，也使得关心中国命运的学者们，重新思考和理解韦伯的论述，考虑原本同样具有商人精神的中国，何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特别是，在余先生为这部书专门撰写的序文中，把中国传统的“士”与近代欧洲的“知识分子”（现在余先生更愿意用“知识人”一词）比较，指出古代中国的“士”与西方“知识分子”极为相似，都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这种对于“士”的历史定位和对于“知识人”的现实要求，恰恰和八十年代中国学人的追求一致。有时候，和台北的朋友聊起来，台北的朋友常常会提到余先生“反智论”的论述在戒严时期台湾的冲击意义，其实，《士与中国文化》在八十年代对大陆学界的刺激，恐怕不比“反智论”一文对台湾的意义逊色。

差不多二十五年之后，《士与中国文化》在大陆再版，应出版社之邀，我给这部在大陆发生深刻影响的著作写了一段推荐词，这段推荐词其实就是我反复重读此书的感想。这段话是这样的：“一部学术著作何以能在当时‘洛阳纸贵’，而且在四分之一世纪后还需一版再版？我想，这是因为现代中国人仍然会关注‘士’之社会意义如何延续，也仍然要思考‘中国文化’如何重建。余英时先生既在历史中考察知识人及其‘道统’，也在现实中反思知识人及其‘担当’，既借深厚的西方历史知识作为参照，又有丰富和翔实的中国史料支持，加上彷彿梁任公‘笔端常带感情’的激扬文字，给当时的中国学界带来了新的论述风气。”也许，很多人读了这部书后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温情”和对士人精神的“敬意”，与来自西方的现代知识人维护理性、自由和平等之类的普世价值，这两方面如何能够在一个学者心中笔下并行不悖、水乳兼容？后来，我多次和余先生聊起这一点，才渐渐能体会，在余先生的心中既有来自对传统文化的历史理解，也有来自接受现代的价值观念，这一点，和我这种生长在大陆环境下的人有点儿不同。

我想，这也许与他的人生经验和教育经历相关，他既受到钱穆先生的教育（余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作为钱穆先生的弟子，尽管与钱先生理念偶有不同，但始终尊敬和捍卫他老师的思想，有关这方面可以看《犹记风吹水上鳞》和《一生为故国招魂》），也受到胡适先生的影响（他说，他小时候在潜山乡下就读过胡适的白话诗，离开潜山后又读了《胡适文存》，他在哈佛的老师杨联陞就是胡适的学生兼密友）。他既在中国成长，对传统文化有亲身体验和深切理解，他又在美国受到专业教育，长期浸润于美国的文化环境之中。在他的心中和笔下，士大夫以“道统”制约“政统”也就是所谓“以道抗势”，与萨依德（Edward Said）《知识分子论》所谓“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多少可以相通；而那种“志于道”（孔子）、“澄清天下之志”（陈蕃、范滂）、“事事关心”（东林党人）的士人传统，如果在现代，也一样可以转化为对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害之事”的理性关怀。正如余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中所说，“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著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而这恰好是八十年代文化热或者新启蒙的时代中，知识分子的自期和追求。

只是在中国近代以来，“士”也就是近代的知识人很不幸，正如余先生后来所说，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边缘化”。

二

我也是从研究传统士大夫，才开始进入历史学界的。一九八〇年代中到一九九〇年代初那一段时间，我正热心于研究传统中国士大夫和佛教、道教之间的关系，出版了《禅宗与中国文化》和《道教与中国文化》，和余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同属于“中国文化史丛书”，都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因此，后来陆续读了余先生的一些著作，对余先生的思路、学识和文笔都格外喜欢也格外钦佩，便留心收集余先生的著作。

一个很巧的机缘是，一九九三年（或一九九四年）王汎森兄第一次到北京，缘于我的弟弟葛小佳和他在普林斯顿的同窗罗志田兄的介绍，所以我去机场接他。在北京的几天里，天南海北地聊得很畅快。他知道我喜欢读余先生的书，但那时在大陆寻觅不易，回台北后便委托他弟弟王昱峰先生给我寄来一包台湾出版的余先生著作，记得有《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联经）、《史学与传统》（时报）、《方以智晚节考》（允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联经）、《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联经）、《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联经）等。有趣的是，在其中一本里，无意中夹着一份复印材料《文化决定论》，是针对连续四天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的余先生长文《论文化超越》的批判，原本发表在一九九○年三月五日的《自立早报》，作者自称站在本土国际主义（Localinternationallysm）立场，来批判余先生的汉族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我猜想，或许这是汎森弟弟偶然留存下来的，寄书的时候忘记了。不过，无意中随手夹在书中的这篇文章，倒让我也看到，台湾对余先生也有很激烈的非议甚至攻击，只是这篇文章用“老生常谈”、“工具性”、“扭曲马克斯主义”等来批判余先生，说余先生是“典型老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倒也罢了，更不像话的，是最后一句居然说，“余先生请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终结’”。这就不是学术或思想的论辩，而几乎是充满敌意的诅咒。但是，这篇文章却成为我后来为余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写一篇书评的缘起，这一点我下面还会提及。

“在没有胡适之的年代里，至少我们可以读余英时。”（叙拉古之惑案：葛误，应为“在没有胡适的年代里，至少我们还有余英时”。）这是大陆知识界一句很流行的话，这句话曾被用在拥有上万粉丝，不久前却被封杀的豆瓣（一个用户众多的知识社群）“余英时小组”，作为这个小组的口号和标签。我想，这大概说出了很多大陆读者对余先生的印象，我当然也不例外。其实，大凡读过余先生有关胡适的那本著作的人，我相信都会赞同周质平兄在《自由主义的薪传─从胡适到余英时》（《明报月刊》二〇一四年十月号）那篇文章中说的，余先生继承胡适先生，接过了“以道抗势”的火炬，成为“二十世纪前后辉映的‘公知’典范”。所以在这方面，旅居美国的他与同在域外的西方中国学家显然有别，同样研究中国历史，面对中国的历史，心情和感受却不同。正如余先生一九七八年回到大陆学术访问后——这是他离开大陆后唯一一次——所说的，同在大陆考察历史，域外中国学家“他们全神贯注的是怎样通过这次访问来推进他们的‘专题研究’，或证实或修正他们的‘工作假设’”，而余先生却怀着别样的心情，按他自己的说法，彷彿“千载后的子孙来凭吊祖先所踏过的足迹”。

不过，在余先生的论著中，除了像极了胡适的那种对自由、民主、平等的一贯立场，以及来自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温情和敬意之外，我也注意到，作为一个专业史家，余先生对于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和历史的论述，真是另辟一个天地，另有一种风格。用汎森兄的话说，余先生是“上到尧，下到毛”，视野极广大，而他那种既注意“内在理路”，又不忽略“外在背景”的研究取径，实在很难有人企及。特别是在历史叙述和论证上，他有从容不迫纡徐有致的风格，绝不使用生涩拗口的术语或概念，其实一方面来自对历史文献的理解深入，一方面来自对中西知识的融贯自如，才能够达到如此纯熟的境界。

又是岁末初冬了，上海的天气也渐渐寒冷下来，离开那个普镇飞雪的冬天已经五年。尽管我们在二〇一三年以后，仍然有机会重访普林斯顿余宅，仍然和余先生、陈先生有过痛快而愉快的谈话（当然更多的是电话聊天），但毕竟不像那几年那么方便了。可是，每当我们听到余先生、陈先生的声音，无论是当面还是通过电话，知道他们身体健康，就格外欣慰。特别是看到余先生年届米寿，仍然笔耕不辍，不仅常常有新作问世，而且刚刚出版了《余英时回忆录》。虽然只是前半部，却在几天之内就风靡两岸三地。近日，与林载爵先生在香港见面，他特意从台北给我带来刚刚印出的这部回忆录，翻开书页，看到熟悉的文字，想起新泽西州普镇那片竹林，想起余宅客厅洒进的阳光，彷彿也能看到余宅窗外的鱼池，我们能说什么呢？内人戴燕和我想了半天，都觉得只能不避俗套，借用他人的一句老话，即“岂止于米，相期以茶”。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匆匆写于上海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南归北渡》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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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脉的遗传——民国老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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