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让政治呈现朝气，却不料太上皇纵容私酒，需要史浩精神辅导

我们中国的历史有五千年那么悠久，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的人、演绎了无数的事情，但是这无数的人和事中能被史书记载的却寥寥无几。皇帝由于身份特殊，即使事迹不多也能留名于史书中，宋孝宗是一位胸怀凌云志的皇帝，在太上皇还健在时就敢与史浩一起为岳飞平反，这一年轻的皇帝即位后让政治呈现出了生机勃勃的朝气，但是也由于太上皇还健在的缘故，给他带来了诸多的问题。

史浩积极任事，也推荐了一批有识之土。但是，史浩清楚北伐劳师费财，重要的是，南宋目前的国力兵弱将，然出兵是冒险之举，暂时按兵不动，厚植实力，静观金人之变伺机再动，而当今退守长江以北，才是稳当之计。史浩是务实的可是朝廷的主战派居多，他们大多乐观地以为恢复中原指日可待。史浩与张浚辩论五日，最终也没说服张浚。话说在南宋各大名将中，张浚作战能力一般，志大才疏。张浚在南宋初年一度“总中外之任”，是显赫人物，后人对他褒贬不一，褒者赞誉他如王导、诸葛，并列岳飞，称他是抗金英雄。但是贬者则说他“无分毫之功，有邱山之过”。“

这时，宋孝宗已晋升张浚为枢密使，负责统帅全国军政。抗战派就在朝中占了优势。当时有陈康伯为左相，史浩为右相，朝中的秦桧党人都已被驱逐。所以，应该说朝廷的主流意见都是恢复中原，这个方向没有争议，可是争论的是北伐时机，经过论辩之后，彼此都被贴了标签，成了主战派与主守派。其中张浚、王十朋、胡铨、虞允文、陈俊卿、王大宝等人主张立即北伐，史浩、陈康伯等主守。不管主战或主守，南宋终于行动起来了。新皇帝自己也常在宫内练习骑射，锻炼身体，一次伤了眼睛，大臣苦劝，他也不得歇。

一次，在校场奔腾多时后，孝宗还不休息，马匹倒是闹起了脾气，狂奔往马厩而去，马厩门矮，万一骑在马上的人碰头，势必重伤，一阵惊呼中，孝宗自己跃起抓住门楣，吊在上面，众人扶下，他面不改色。这位跃跃欲试的三十六岁皇帝，让政治呈现几分朝气。南宋国土比北宋少了一半，但是皇室开销、官饷军饷并未减少，所以南宋的税负更为繁重，商税更为苛刻。商人走后门与皇室拉关系，打着皇官旗号就无征税问题，甚至有些运粪船也插上宋高宗太上皇旗帜，对此，孝宗只好睁一眼闭一眼。高宗退居德寿官后，虽然高寿但无德，他纵容宦官梁康民开设酒库，这当然是犯“榷酒之禁”，就是在德寿宫做私酒牟利，摆明无法无天。

言官袁孚“亟请对，论北内有私酤，言颇切直”。高宗听到有人检举“私酒中心”后，大为震怒，孝宗只得退让，转而痛批袁孚“严于养志，御批放罢”，要把他下放。史浩得知，出面问皇帝，袁孚有什么罪？孝宗说：“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史浩行劝解说：“北内给事，无非阉人，是恶知大体？若非几个村措大在言路，时以正论折其萌芽，此曹冯依自恣，何所不至？”造私酒的，无非是太上皇宫里的内侍，若没有朝中几个乡巴佬大臣出来发扬正气，压制他们，这些人什么事做不出来？孝宗听完觉得有理，饶了言官袁孚。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说任何大团体，有谔谔之士或是乌鸦，终究是好的，否则一些偷鸡摸狗之徒终会无所忌惮。

第二天，孝宗从德寿宫请安回来，急急叫来史浩，对他说道“昨晚赴太上皇官宴，喝得正高兴，不料皇父亲赐我酒一壶，上面有老人家亲笔写的‘德寿私酒’四字。孝宗窘得无地自容，老人家直接耍赖了，直说自己后宫的是私酒，史浩宰相你说怎么办？”史浩说：“陛下真是个大孝子。事关皇父，还是应该为他隐恶。”最后，只能让袁孚“请辞”，这位发扬正气的言官还是离开朝廷了，而孝宗为他“除直秘秘阁”，“以职名华其行”，来了结德寿官与谏官的纠纷。

在这场直言与歪理，法与权的小小较量中，反映了史浩在弥合朝廷或官闱的争斗，表现出无奈，但是却有着圆融的智慧，我们也可以从这件事情中得出教训，身处职场中自然会免不了受到一些波及，我们不能选择硬碰硬而要通过圆滑的手段保全自身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