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鲍鹏山散文名篇《仲尼弟子：昨夜星辰》（中）
仲尼弟子：昨夜星辰（中）
四
《论语》中若无子路，就如同《水浒》中没有了李逵。金圣叹评点《水浒》，说及李逵，有一段话，我先移过来与读者看样：彼说李逵处，正合我欲说子路心也：
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个入得他眼。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
金圣叹的这段话，也正是子路的“好批语”。金圣叹还说，李大哥一开口，总有奇绝语，我也以为，子路兄一说话，便百媚千娇。此人原也是一条绿林好汉，专打天下不平人。司马迁写子路的出场，是头上插着公鸡羽毛，身上佩挂公猪牙齿“吠”的一声跳将出来，将孔子的马车拦住。又是公鸡，又是公猪，敢情是子路兄雄性荷尔蒙太旺盛。不过，在这方面，他又和梁山好汉武松、李逵、鲁智深一样，无一丝淫邪之意。这些人都可以说是真正伟丈夫。后来不知孔子用了什么法术，诱使子路委质于他。司马迁说是“设礼以诱之”，我不大相信，那一套繁琐厌人的礼，岂能构成对于路的诱惑?但不管怎么说，最后总是舞刀弄棒的子路被舞文弄墨的孔子降服了，请求做了他的弟子。身边有了这么一个武艺高强勇猛异常的弟子，于L子的腰杆子直多了，说话的嗓门也粗了。据孔子自己说，自他得到子路后，恶言不闻于耳，再也没有人敢对他老人家说不恭敬的话了。这一点倒又似乎说明了，子路腰间的宝剑比孔子胸中的仁义有威慑力。
我以为，子路是孔门弟子中无一丝小人之心的君子，无一丝虚伪之习的真人，无一丝畏怯之态的丈夫。孔门弟子中，像子路这样的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不可无一者何?孔门中若没有这样一个真君子伟丈夫，真令孔门黯然无光；不可有二者何?此等天真人，岂能重出？孔子说：“道不行，秉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他也知道，等到他的大道在这浊世不能施展的时候，等他彻底绝了世俗之望，要乘一叶扁舟，江海寄余生时候，他的那些弟子们都会作鸟兽散——大家投奔他而来，一半也是为了富贵，而不是为了对仁义的向往吧?况且即便是仁义，到了被现实拒绝的时候，还有什么意义?——此时，能仍一如既往地跟随他的，哪怕烟波满眼也无怨无悔的，会有一个子路。但也只有一个子路。是的，子路只能有一个。
但孔子毕竟是一个贵族气息较浓的人，他喜欢“文化”的王朝，也喜欢“文化”的人，他自己从少年的艰辛到中老年奔波，学而不厌，也就是要使自己“文化”。子路却一直雄纠纠，气昂昂，素面朝天，虚室生白，没有经过“文化”，或者“文”一直在他那里“化”不下去，总是那一种天然野生的状态。于孔子而言，不大对他的胃口。这一点，孔子似乎不及五台山上的那个真长老。真长老是一眼便看出鲁达乃是证成正果的人，那些恭敬修行的人反不及他。所以，真长老是一味的迁就鲁达，为之护短。而孔子对子路，则是每下毒手，对他进行打击和折挫，务欲使之“文化”，让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比如，同样的问题，对于路的回答就不一样，据孔子解释，这是为了因材施教，“由也兼人，故退之”。经过孔于长期这样的折辱，英雄的子路确实变成了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的子路。读《论语》中孔子遇到隐士那儿段，我由衷的觉得子路的行为又可笑又可爱：他受长沮的讽刺，受桀溺的奚落，受丈人的教训，……他怎样呢?他一言不发，拱手而立!按他以前做绿林好汉时的脾气，他早就挺剑而斗了吧?而现在，他像一个挨老师训斥的小学生，那俯首贴耳的样子，能不使我们心中粲然一乐猛然一热么？是的，子路毕竟是身通六艺的文化人，无论怎样强亢，终究不是李逵。
倒是对自己终身服膺的老师，子路反没有一点颜回式的乖顺。当面指责老师迂腐的是他；“佛肿召，子欲往”时，公开表示反对的是他；陈蔡绝粮时，拉长脸给孔子看的是他；“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时，是“子路不悦”；“子见南子”时，还是“子路不悦”。他就是这样常常使老师尴尬非常，前后矛盾。但，这不正是孔子所提倡的，“当仁，不让于师”的精神么?要知道，正因为有子路常常直率表示反对或“不悦”，才使孔子避过智者千虑中的一失，改变一时糊涂的主意，没有做出不合圣人身份的事。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子路，对孔子而言，是一种压力，一种考验，一面镜子，这何尝不是一件玉成圣人的好事？有子路，孔子就要时时注意自己言行的一致，时刻反省自身，否则耿直的子路真的会让他下不了台，让他不能自圆其说，让他被自己的矛刺中，或自己的盾折断自己的矛。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成圣人，子路有功劳。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不是子路阻止，孔子去了佛胖或去了公山不扰处，我们现在如何评价他呢?他还能成为圣人吗P至少他有一些无法说清的污点了吧?
读《论语》，我常常被子路的天真烂漫弄得忍俊不禁。你看下面这一节：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也。”
这子路，何等真，何等朴，何等赤子心肠，何等冰雪精神I又何等妩媚，何等童贞!只是又受到了老师的打击!而这打击，又愈显出于路的天真烂漫!
毫无疑问，子路是孔门中精神最健全，人格最完整，自我最舒张的人物。对社会现状，他比孔子有容忍度，对一些人和事，他也比孔子看得开通。他终究还没有修养成圣，离普通人还较近，所以，对普通人的人性缺点，他有更宽宏的蕴含度。这使他更可爱，更可亲可近。同时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君子亦有穷乎？”这种话句恰好表明了他对道德、人格力量的祟拜与信仰。“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又表明了他自己立身处事的态度，一种绝对祟高的救世心态。他悟性极高，在孔门弟子中，恰恰是他这样的“野人”，具有真正哲人的心态。这一点也颇像在五台山上撒泼弄野，却有真佛心灵与缘分的鲁智深。孔门弟子中，樊迟关心耕稼，颜回关心仁德，曾子致力于孝道的扩张，子夏关心学问的精进，公西华仗着年轻，记忆力好，整天在那里背记繁琐的周礼条文，子贡则心有旁骛，眼盯着市场的行情变化。“子不语怪力乱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得闻也。”“子不语”的，恰恰是一些纯哲学问题。而只有子路，在别人纷纷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的时候，他问“死”，问鬼神，问“成人”(完美的人)，谁能想到，偏偏是这个粗莽的人，关心着这类形而上的问题？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深感痛苦的，不是闻道之难，而是行道之难。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话要让子路说，他肯定会说：“不可以。因为还没有行道，怎么能死2”道不能是一小撮精神贵族充实内心的精神食粮，而应该是大众的呼吸与空气，是阳光和水，是土壤和风。应当把这些还给大众。子路是绝对的大公无私，他的精神中不能存有任何独享的东西，哪怕是暂时的。他急于把他领悟到的东西公诸大众，如果还未能做到这一点，他宁愿“不闻”：和大众一样贫乏是可以的，而拥有大众没有的东西是不可以的。在子路这样的圣贤面前，一切自以为的“精神贵族”都显得龌龊，他们自以为贵，正显出他们的下贱。正像在子路身上，因为他绝无一丝自爱自恋，反而显示出一种真正的高贵。这种高贵，步伐不快，但我们赶不上；调子不高，但我们盖不住；悬的不远，但我们射不中。孔于问：“仁远乎哉？”子路答：“不远。我欲仁，斯仁至矣。”我们答：“远。仁有好处吗？”我们和子路就这样判然有别了。
孔子曾含蓄地批评子路：
好仁不好学，好知不好学，
好信不好学，好直不好学，
好勇不好学，好刚不好学。
说他因此而愚，而荡，而贼，而绞，而乱，而狂。但子路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这话说得太好了：它足可以纠孔子之偏，纠千百年来中国知识体系之偏？尤其对今日学界而言，子路的话，不育是一剂猛药。到底是生活重要，还是所谓的学问重要?假如有些学问只是使我们忘掉真正的生活，甚至扼杀真正的生活，躲开生活的阳光与风雨，不去正视生活中的淋漓的鲜血，漠视大众的喜怒哀乐，还叫什么学问!而那些如老鼠一般躲在一个角落，窸窸窜窜地写(或打)所谓的论文，以此争一些职称，职位，讨一些住房，津贴的所谓学者们，早已失去了真正的心智与德性，他们还配叫知识分子么?他们已不再是文化人，他们是这世界中最丑陋的一类人：把孔子批评子路的话反过来，用来描摹这些人的行为，倒十分的贴切：他们是——
好学不好仁，好学不好知，
好学不好信，好学不好直，
好学不好勇，好学不好刚。
是的，他们除了那外表看来“好学”，并很有某些“学问”之外，一切人应当具备的优点，一切使人性完善的元素他们都没有了!而且是他们主动抛弃掉的！
用孟子的话说，他们是把他们的良心放失了!并且再也不愿意去寻它回来!
子路如此刚直、天真、胸无点滓，毫无城府，邪恶的世界当然不会让他得到善终。子路以一个洞明世事的世故眼光，早已预言过子路将“不得其死”。在那时人的观念里，‘‘死”，乃是人生命的自然终结，也就是庄子所讲的“天年”。“不得其死”，就是指他的生命将意外地终结，从而得不到(或等不到)那个自然的终局。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孔子的预言，在卫国的匮馈孔悝之乱里，子路不避其难，挺身赴险，像他老师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去维护“义”，终于被杀。但我以为这样的死才有价值，苟活不如好死。既然生命的终局总是死，为什么不能利用“死”来为生命争取最后的荣耀?从这个意义上说，子路是死得其所。而那些没有真正生活的，或者说，生活在“学术规范”“考试规则”中的当代所谓学者，才真正是“不得其死”——从他们跨进所谓学术的那一天起，他们的生活实际上已经终止了，他们活泼的生命、心智与德性，都已经死亡了。
子路的死亡的消息传到鲁国，70多岁的孔子停止了肉羹之食。这是他老人家终生喜爱的食物。圣人的生活开始缺少滋味。第二年，孔子驾鹤西去。
五
写完子路，一定得写与子路一直关系不错的冉求。冉求与子路，是同学兼同事。他们同在季氏那里做家臣，配合得还算不错。冉求比子路小二十岁，年龄差距很大，但似乎两人并不因此生分。他俩能配合，是有原因的，唯子路能容忍冉求的一些屑小之态，唯冉求能羁靡子璐的粗莽之性。子路心宽体胖，对冉求的毛病不以为意；冉求心思缜密，对子路的粗鲁能随意调适。《论语》中
“季氏将伐颛臾”章中，冉求子路一起来为此事探孔子的口风，孔子一开口即是:“冉求!这不该责怪你吗?”接下来的对话中，全是孔子对冉求大加批评与责备，几无一句及子路。这可不是孔子袒护子路，而是孔子知道，在季肥那里，真正受重用得信任从而能起作用的，是心思缜密善于察言观色的冉求，而子路只是一个没有多少主见的配角罢了。
冉求多才多艺，这一点孔子也屡次提到并予以夸奖;“求也艺”，并且认为完美的人应当有像冉求那样的才艺。但冉求帮劝季氏聚敛，使季氏富比公室，孔子大为恼火，于是号召弟子们:“冉求再也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擂着鼓去向他进攻！“孔子对不少学生都不满意，如宰予、樊迟，但公开宜布逐出师门的，大约就这么一个冉求。
孔子对别人的缺点，尤其是政治与道德上的缺点，是太敏感了，而子路正相反，他对别人的缺点则是十分的不敏感。所以他能同冉求共事。实际上，冉求有时候确实有一些屑小之徒的毛病。我们看看一段对话。一次，孔子和子路，冉求、曾哲、公西华一起聊天，孔子要大家无所顾忌地谈谈自己的志向。率直的子路抢先说话:
子路轻率地抢着回答说，“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受到别国军队的侵犯，又遇上凶年饥荒，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人民勇敢而且知道遵守礼义。”
【原文：子路率尔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论语.先进》】
子路自信自负，说他能治理好一个内优外患重重的国家，让人民能在困难中有勇气，看到希望，这是可以的，这也是他的专长。但千不该万不该是说话时不谦让，尤其是不该说自己有能力让人民“知方”——懂得礼义。这就让孔子对他不禁加之以晒笑。而这一切，都让善于察言观色的冉求看在眼里。轮到他说话时，他说：
一个方国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可以使人民富足。至于礼乐教化方面，那要等待君子去实行了。
【原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几乎每一句都在对比着子路。子路说大话，说他能抬理一个千乘之国，冉求就说他只能治理方圆六七十甚至更小到只有五六干里的土地。注意他在这儿的改口——大约说了方圆六七十后，看了看老师的脸色，为了表示自己十分的谦虚，又减少了十个平方，变成五六十。子路说三年，他也说三年。子路说可以使民有勇，他说要使民富庶。他知道孔子不喜欢勇，无论是君子的勇还是小人的勇，孔子都心存畏俱。而他说要让人民富足，也有投老师所好的嫌疑。他以前和孔子一起去过卫国，见到那里人口繁庶，就间孔子，人口多了，下一步怎么办?孔子答，让他们富起来、他又问:富了以后呢?孔子答，教育他们。所以他说要足民，是完全在揣度孔子的喜怒。当然，冉求是个经济专家，财政专家，让方圆五六十里土地土的人民富足起来，对他而言，其才能绰绰有余。唯其如此，才可见出他的谦虚，尤其是对比子路而显示出的谦虚。更令人不快的是，针对子路大言不惭地要让百姓懂得礼义，他特别在最后补了一句:“如其礼乐，以俟君于。”——至于礼乐这样的事，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我冉求只能是打好经济基础，以等待这样的圣明君子——这句话完全没有必要说，而他这样说了，其目的就是在有意地让子路难堪，并显示出自已的优点。这种做法，简直让子路无立锥之地!
深察别人的缺点，有意地为之遮掩，这是圣人的境界，而若处处故意显示自己这方面的优点，以反衬出别人的缺点，使其昭彰若揭，则无疑是小人的心机了。这种人在历史中及文学作品中还真不少，如刘备就明白地说，他要针对曹操的一些毛病，处处与之对比，以此争夺人心。薛宝钗之整治林黛玉，也用这种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刘备是我极厌恶的，薛宝钗的心计之深也是让我摇头不迭的。而他们的祖师，就是这个孔门叛徒冉求了吧?
好在子路并不能觉察到这一点。他既不能发现老师在笑他(或者即便发现了，也满不在乎)，更不能着出冉求对他的挤兑。越是这样。越是显出冉求的用心，越是显示出了路的坦荡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