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先生与房山石经及西藏古建筑研究
【编者按】本文首刊于《北京青年报》，题为《痛悼恩师宿白》。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载，现题目为作者写作本文时的原题。
虽然早几天已有思想准备，但闻知宿先生噩耗，心里仍然一下子空了。房山石经研究事业失去了支撑我们将近四十年的后盾，今后需要后辈自己往前走了，我的心里怎么能不空啊！
宿白先生
一
1978年，我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生，学习中国佛教史和佛学。此前，仅仅是因为研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才接触了一点佛学方面的粗浅知识，但一部佛经也没有见过，“文化革命”前的学习又完全和佛教不沾边，“文化革命”中更没有机会看到佛经。现在读了佛教的研究生，能够看佛经了，但对于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却茫茫然。正在这个时候，学兄丁明夷告诉我，宿白先生在北大要为他的研究生开“佛经版本与目录”课，可以去旁听，他要去听课，建议我们一起去。那时我还不认识宿先生，仅仅是“文化革命”前在北大38楼楼道里张贴的历史系老师开课表上看到过宿先生的名字，此外一无所知。丁明夷一再说，宿白先生的学问非常了不起，于是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跟着他一起去北大旁听。为此，我永远感谢丁明夷！
宿先生讲课极其认真，事先写好讲稿，授课时几乎是一字一句按讲稿念的，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我们听课的学生全都抓紧记笔记，常常下课以后还要对笔记，相互补充，怕漏掉什么，因为学生们很快发现，宿先生讲的很多是他个人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才出版），是他长期在北大图书馆以及云冈、敦煌、龙门等石窟积累的“干货”、真才实学，一股脑全摊给我们了。四十年过去了，作为旁听生的我，是宿先生这门课的最大受益者，甚至可以说，我这几十年的“饭碗”是宿先生给的。
讲到房山石经，宿先生整整讲了两次，大约讲了五个多小时。在全部课程中，只有房山石经这一个具体的实物对象，让宿先生费了这么大的精力，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讲完以后，他还想办法带我们去云居寺和石经山现场参观实习。也就是因为这一次参观实习，我才认识了吴梦麟大姐，才和云居寺有了接触，才让我和房山石经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房山石经
这一次参观实习，除了学业上的收获，还有两件具体的事情，让我终生难忘。
回北京的路，司机没有走来时的绕行路线，直接开上了盘山道。没有想到，要翻两座山，比来的时候花了更长的时间。在从第二座山顶下来的时候，宿先生好像考虑了很长时间，转过身来，非常认真、口气又特别委婉地对我说：“罗炤，你能不能给××说说，让××到历史博物馆去。”过了一会儿，他又小声补充说：“要还是在历史系，他就窝着了。”××是我的同窗挚友，当时他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负责人之一，历史系的老师们都知道。过些时候我见到××，和他说了，他非常当真，因为××在“文化革命”前和“文化革命”初曾经和我们年级在一起多年，他在逆境中仍然坚持钻研业务，大家都知道，很佩服他。不久××进了历史博物馆，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我国文物考古界一位建树卓著的学者。这是我亲身见证的宿先生关爱人才、扶植学生的事情。
在1978年找一辆汽车往返云居寺，很不容易。当时听宿先生课的同学中，有一位原来是医生，她帮助我们找的车。为了感谢宿先生和司机，同学们事先凑好钱，晚上在西单鸿宾楼聚餐。没有想到，吃完饭，宿先生拿出100元钱付款。我们大家忙说已经准备好了，您带我们参观、爬山，已经很累了，不能让老师花钱。宿先生不由分说，必须由他出钱。当时，他每月的工资还不够这样的两顿饭钱。可是，最后还是他付了。
1981年3月16日，我到云居寺保管所写毕业论文。真是天意，由于前一年建成了新的石经库房和展室，以及吴梦麟大姐等北京市文物专家的关心、支持，前一天刚从孔庙把“文化革命”中从上方山抢救出来的佛经运回云居寺老的石经库房。我一进保管所的大门，迎面就看到正房堆得像小山一样的佛经，中间还有不少用黄表纸包着的经卷。宿先生教我们的知识，此时立刻触动了我的神经，很快想到应该先放下论文的事，帮助云居寺保管所整理这些经卷。保管所负责人听我说了想法，非常高兴，全力支持，第二天就开始工作。不到半个月，那件在藏学、西夏学和佛学界均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最早的藏汉合璧印刷品，两万多卷明朝珍贵的佛经，中国印刷史上的一件孤品，以及包括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卷录副的四千多件沈家本手稿、札记，露出了它们的真容。我是一边翻检这些宝物，一边查看宿先生的讲课笔记，完全是靠着宿先生传授的本事，大致理清了云居寺现在收藏的纸本文献。
这是第一次实际应用宿先生教的知识，初战告捷，在云居寺和房山给我带来了信誉，为后来几十年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此事让我对宿先生的学问有了初步的体认。
二
1982年初夏，经过八年的修复和研究，应县木塔里发现的那批瑰宝在历史博物馆展出，并在《文物》月刊发表了简报和论文。参观的时候，宿先生教我们的本事又用上了，我看出当时用来认定《契丹藏》刊刻时间和木塔中《契丹藏》数量的那卷经，不应当属于《契丹藏》的版本，当即向史树青先生说出我的看法，根据就是宿先生教我们的判定大藏经版本的相关知识——在讲完敦煌写经、《开宝藏》、《契丹藏》和其他宋、元版大藏经之后，宿先生特别带我们到北大图书馆善本室参观、实习，仔细地看敦煌写经和宋版大藏经原件，对照实物进一步讲解了大藏经各个方面的特征。史先生非常重视，让我写文章，又请佛教协会的专家们、整理研究小组的先生们和我一起开会讨论。我的为人修养很差，说话像打枪一样，不会拐弯，当面批评相关人员：“你们不请教宿白先生，才弄出现在的错误。”得罪了当事人，人家不服气，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了一篇反驳我的长篇论文，我又连写三篇进一步谈自己的意见。但是，尽管我的根据充分，而且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我的判断，可是伤害了人家的自尊，至今不肯更正，权威性的论著仍然沿袭不正确的“定论”。这是我应当吸取的教训：正确的话，还需要用正确的方式说才好。
当时宿先生正在美国讲学，不知道这件事，回国后知道了，认可我的判断，但批评了我的做法。我打了这一“仗”，为以后的房山石经研究积聚下比较厚实的学术根基，更加真切地认识到宿先生的学问经得起“实战”检验，从此就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他的身上，有事没事都去找他，天南海北地乱说，实际是想掏他的学问，“偷”他脑子里的东西。我只是旁听了他一门课的学生，不是宿先生真正的及门弟子，所以他很长时间对我客气，耐着性子听我胡说八道，不像对他的入门弟子那样严格。我的脸皮厚，心里是真佩服他，无论在国内外，到哪里都说，我受益最大的一个是吕澂先生，一个是宿白先生，因为这是实情。时间长了，他也知道我真心向学，只好听任我在他面前恣意表现。
1983年，我在西藏半年多，回京以后见宿先生，他关切地询问西藏的情况，我告诉他萨迦北寺在“文化革命”中被全部拆毁了。他连声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随手打开抽屉，拿出三个笔记本，告诉我，这是他1959年在西藏调查寺庙建筑和文物时的记录。我认真地翻看，感觉太宝贵了，因为宿先生那时记下的不少重要建筑，经过“文化革命”已经不存在了，就建议他整理出版。他说这些只是素材，单凭这些记录还不够。我又告诉他，拉萨药王山下有一个吐蕃早期的石窟，保存的还比较好，建议他再去西藏。宿先生有些动心，但当时考古系刚刚从历史系分出，事情很多，他无法分身。1984、1985年我又去西藏一年多，当时全国开始文物普查，支援西藏文管会工作的张建林、张仲立、何周德、仵君魁等同志在山南地区先后调查和发现了几座早期殿堂以及其中的塑像和壁画，我也去现场参观了，感觉更有必要请宿先生再次进藏，便和文管会前后两任主任甲央和索朗旺堆同志商谈，他们都很重视，诚恳欢迎宿先生。
回京后，我把新发现的塑像、壁画的照片拿给宿先生看，他认为很重要，此后多次约见来京编写阿里地区考古报告的建林、君魁同志，进一步了解情况。经过充分的准备，1988年宿先生再次进藏调查。此后数年，他埋头整理、研究两次调查的资料，并且将当时出版的几乎所有的汉文西藏历史文献搜罗殆尽，仅个人买的就有260多种，前几年他把藏书捐给北大图书馆的时候，还亲笔写了这些书“是为《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辑聚之书”。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10月
那时我去看他，说的全是西藏的事，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几乎每次去他家，书桌上摊的都是那两张后来出现在《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结语部分（《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的大表，他不是低头在表上填图，就是在仔细地填写或核对文字，头也不抬，直到完成工作才和我打招呼。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他特别郑重其事地送我一本。认真拜读之后，我才明白，全书的精华、他几乎全部的心血，主要都凝结在这两张大表上了。我原来只是觉得宿先生笔记本里的那些图和文字记录太宝贵，应该整理出版，促成他再次进藏也仅是觉得有新的重要发现了，需要进一步补充资料，期望的目标只是出一本西藏古建筑资料汇编而已，聊以弥补“文化革命”留下的历史遗憾。没有想到，此时看到的是一个事实充足、图文并茂、逻辑明晰、立论坚实、而且是独辟蹊径的科学系统！宿先生以每一座寺院皆有的平面布局和西藏建筑必具的柱头托木作为观察的切入点与对比的标尺，解析纷繁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势如破竹，排出了一个整饬的序列。这时我才知道宿先生的分量有多重了，他是一个什么层级的学者了；也才明白了，此前从宿先生那里学到的佛经版本目录知识，只是他学问中的一个小枝节，我掌握的不过是一项入门级的小本事罢了。
过了一会儿，宿先生对我说：“这个机会难得，房山除了提供经费，一切工作由我们安排，现在难找这样的环境。梁先生、刘先生一生的贡献，不就是抗战前的几年里打下的基础吗！我们抓紧这几年，争取干出点事。”他说的是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前辈学者。我明白了他的心思，因为房山石经和云居寺确实太重要了，但就科学的意义上说，规范性的工作实在薄弱。当时我们就拟了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以考古工作为基础，集中做石经山的调查研究。
后来，因为有很多行政性的事务，特别是财务报销需要主任签字，从云居寺往返宿先生家要8、9个小时，他亲手把聘任协议上的“主任”改为“学术顾问”。但是，我们的研究工作仍然是宿先生在领导。我们认真执行五年计划，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我都要向他汇报。关键性的难题，都是宿先生为我们解决的。
因为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五年计划实施的不太顺利，出现了一些磕磕绊绊，有的目标未能圆满达到，但2012至2017年整体上进展比较大，特别是从2016年夏、秋开始，至2017年底，取得了两项可能是比较大的研究成果，其中一项已经作为宿先生九五大寿的献礼，校完了清样，另一项也交给了出版社。没有想到，宿先生看不到了。未能让他生前感受到一丝欣慰，伤心之至！
宿白先生
2015年年底，我去向宿先生汇报工作，说完石经山曝经台的发掘情况之后，他沉默了一阵，对我说：“过去考古是个冷门，现在成了显学，挺热。好是好，可我觉得有两个事得小心。一个是政府重视起来了，对工作有帮助，不像以前做田野那么困难了。可是，官员们常常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呀！考古工作现在已经有一些苗头了，可能还不止一些苗头，官员开始影响考古工作，已经有不守规矩的事情了。我就怕发表材料失真，走样。这是个事儿，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第二个是搞文物考古的人，有的不大爱惜自己的名誉了，好像还越来越多了。听说有人一年里有半年在飞机上，在会场里，哪还有时间蹲在工地，趴在书桌上？创新是需要啊！不能老在前人、在外国人的圈子里转。可创新不是在嘴上说说就能出来的，考古学的创新不大容易呀！得在工地、在书桌上狠下功夫，还得有新发现才行。就是新的科技手段，也得人用心琢磨才用得好呀！”过了一阵儿，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杞人忧天。”
我不是考古界的，没有资格对考古学的发展说三道四。可是，在这篇追思宿先生的文章里，我有义务写出他的这一段话。
（写于2018年2月1—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