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不修衙”说起

提到“衙门”一词，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是古代的官府机构。

古代“衙门”是威严肃穆之地，按道理必要的修缮是需要的，适当超前建设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明清以来官场上一直有“官不修衙”的不成文规矩，甚至认为凡热心维修衙门的官员会钉在这个职位上升不了官。所以只要衙门建筑不是太碍观瞻或有倒塌之虞，州县官绝对不会主动想起来去维修，衙门建筑也就经常是破败模样。

民间有个说法，在古时流官制度下，为官一任三年，皆为匆匆过客，实在不必修衙。但是实质上，“官不修衙”是其权限所决定的，不是官员想修就能修的。朝廷对各级官衙有严格的规制，不允许超标；再者，官员也没有权力动用财政资金擅自修衙。

苏轼出任杭州太守，署衙还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历经180年，破烂不堪。给朝廷打报告，执掌朝政的高太后青睐这位大文豪，一笔就批给他4万贯。这笔钱占朝廷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当于现在拨款十几个亿。苏轼用这笔钱修了官署、城楼、城墙和粮仓。

明代洪武年间建成的叶县县衙，到清代同治年间大修，相隔了令人惊诧的500年。

历史往往能够映照现实。古时的“官不修衙”，与现在某些地方争相攀比的“豪华办公楼”对比，引人深思。个人以为，古时“官不修衙”，并不完全因为国库经济拮据和官员道德自律，而是刚性制度和严格规矩使然，而现在我们推行“三严三实”，严查豪华办公楼和办公室面积“超标”等问题，也是意在磨砺气节、励精图治，防止骄奢生淫逸、贪图惹事端。

良田千倾，日餐不过一斛；华屋万间，夜卧不过五尺。说白了，办公室再大，也只能作办公之用，摆放办公桌也只需那么几个平方米。所有的纠结都应了那句话：有欲皆苦，无欲则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