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英杰赵佗

历史文化著作《东垣传奇》连载之七

传奇英杰赵佗

东垣传奇，奇在事，也奇在人。

东垣（真定） 在成为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区域中心城市的历史进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帝王缘，因此演绎出一段段不寻常的历史，影响和左右着东垣的命运，在石家庄的历史画卷中，涂抹了多彩的一笔。而从东垣走出的历史人物，同样创造着历史传奇。最具代表性的，首推从东垣（真定） 走出的，曾被毛泽东誉为“南下干部第一人”的“南越王”赵佗，和神州大地妇孺皆知的三国名将赵云。他们是这一时期东垣（真定） 的文化符号，地域精神风貌的缩影。

“南下干部第一人”

翻开历史，从滹沱河流域的东垣走出的第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是秦末汉初的赵佗，对于他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毛泽东主席曾经形象地称之为“南下干部第一人”。

赵佗（？—公元前137 年），秦代将领，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 年） 出任南下将领进军岭南，平定岭南后，任南海郡尉、龙川令，秦灭亡后自立为南越王。在之前的身世生平，以及他的家族的更多信息，史无记载，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了。只是在《史记》的《南越尉佗》传中，说他是“真定人也”。在《资治通鉴》第十二卷中，记述陆贾对赵佗说：“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也许，现在静卧于石家庄市区北部赵陵铺、严严实实地封盖在黄土下的赵佗先人墓里，埋藏着答案吧！

由此可见，赵佗出生地在东垣（真定），他是东垣人是确凿无疑的。无疑，赵佗是从东垣走出的著名政治家。说他是东垣传奇，因为作为东垣人士，是迄今为止发现载入史册的东垣最早走出的政治军事人物，是一个区域—— 滹沱河流域的历史文化符号，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符号。

传奇的第二个因素，是他长达百年的人生，有81年是在岭南，跨越秦汉两代，两次在岭南自立为王，又两次归汉称臣，是决定中国南疆历史地位的第一人。

秦朝以前的岭南地区，包括现在的香港、澳门、海南、广东、广西及贵州、福建南部，散居着众多的越族部落，被称为“百越之地”。当时，这里还是处于部落林立、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状态。部落之间经常争斗、残杀，史籍中说当时不少越人“裸以为饰”，“断发纹身”，“披草莽而邑”。这就是说，在中原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社会文明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带还是欠开发的荒蛮之地。

秦始皇平灭六国后，开始实施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大业，把进军的目光盯向了“百越之地”岭南。这时，赵佗已是秦朝的将领，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 年），赵佗受命，和大将屠睢率领50 万大军进军百越。

进军严重受挫，50 万大军竟然“三年未能越岭”，还在岭南的边上打转转。究其原因，固然岭南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是重要原因，但是并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秦始皇用人不当。秦始皇委派的统军主将屠睢，是一介武夫，没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只知强攻冒进，残酷征杀。打打杀杀只能激起越人拼死反抗，秦军遭到沉重打击，屠睢也死在越人的刀枪之下。

主将阵亡，秦王朝阵前换将，赵佗临危受命。这一回，秦始皇用对了人。赵佗走的是和屠睢截然相反的路线，不是把刀架在越人的脖子上，让人家俯首听命，而是弃残杀为亲和，服人先服心，“和揖百越”，团结越族部落头人、酋长，逐步得到越人的拥戴。只用了两年时间，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 年）就顺利平定了百越之地，设郡置县，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成功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秦朝地方政权。

为了进一步开化岭南，赵佗又向秦皇建议，从中原地区迁徙人口到岭南。秦王朝共向岭南移民50万人，与越族民众混居杂处。

至此，岭南地区归入秦朝版图。其地域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等地。这是中原王朝最早在岭南地区建立的行政区划，也是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确立的政权。赵佗任南海郡（治所在今广州市） 尉（最高军政长官），史称他为“尉佗”。

历史，要为此记上重重的一笔：赵佗为中华大一统，创立了千秋功业。

可是，论个人境遇，有时让人慨叹命运不公。赵佗立了如此大功，秦王朝本该重重地赏赐，但是，秦始皇也许是忌惮赵佗的功绩和实力，要削弱他的兵权，另派了位文职官员任嚣，来岭南接替赵佗出任南海郡尉，主持岭南地区军政事务，而赵佗被降职使用，只被委任了个南海郡龙川（今广东龙川县） 令。

虽然天高皇帝远，赵佗也并没有拥兵自重，还是接受任命，到龙川上任去了。赵佗在县太爷的任上，无怨无悔地恪尽职守，直到公元前209 年，突然的事变，让他的人生轨迹驶向了另一个方向。

统一岭南自为王

说赵佗的人生轨迹驶向了另一个方向，是他在岭南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王。赵佗在岭南自立为王的历史事实确凿无疑，这在一些历史典籍《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中都有明确记载，历代地方史志也将赵佗作为帝王级的人物加以传记。

这是一个引起后世褒贬不一的事变。学界、坊间对赵佗南越王的身份有不同解读：是封建割据帝王？是国家统一功臣？这二者在赵佗身上如何区分？又如何统一？

事关赵佗的历史定位，不能不分辨清楚。

赵佗自立称王先后发生了两次。第一次发生在秦末汉初，从公元前209 年到汉高祖十一年（公元196年） 历时约14 年，归汉称臣；第二次是发生在西汉吕后六年（公元前182 年） 至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 年），历时4 年，再一次归汉。

如果说赵佗第一次称王，还是好理解的，也算是“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正是天下大乱之时，不仅各路义军打出反秦的义旗，最大的义军领袖陈胜自立为王，而且六国诸侯贵族后裔也趁乱纷纷“复辟”为王。赵佗在天高皇帝远的岭南称王，不过是随大流而已，似无可多指责。

而第二次称王，社会背景和性质就截然不同了。那时，已是西汉建国20 多年后的真正大一统时候。这一次称王，性质和第一次又有不同，第一次是“王”，名为“南越武王”。而第二次，则是“南越武帝”，一字之差，却是两种体制，“王”为藩臣，“帝”为君王。不仅有了名分，而且起居举止也按君王的规制，俨然帝王派头。

这似乎把赵佗放在了一个尴尬位置：在中国社会进入大一统以后，赵佗是藩臣？是僭帝？历史，应该给赵佗一个怎样的评价？

赵佗，这位从滹沱河流域走出的政治人物，是为滹沱河增光添彩，还是为滹沱河塗抹另样色彩？

家乡人是怀着敬仰的心情来看待这位传奇人物的。这种感情，恐怕明代吏部尚书、真定人梁梦龙的诗作《赵佗先人墓》是最有代表性的了。诗的上半阙是这样写的：

高冢叠叠列道旁，尉佗南粤久称王。

功成七郡归真主，事去千年留故乡。

感情因素不能代替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真相，还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演变中寻求真解。

我们先看赵佗第一次自立称王是怎么发生的。

世事的发展，往往有太多不为人所预料的偶然因素。在赵佗兵多将广、秦王朝削他兵权的时候，他虽然有实力和不信任他的朝廷闹独立，但他没有和朝廷分庭抗礼，叛秦自立，很顺从地交出兵权和行政权。但是，时隔不久，他却义无反顾地自主立国，当上了南越王。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公元前209 年，爆发了著名的陈胜、吴广起义。随之，六国贵族纷纷复辟。中原战火四起，民不聊生。面对这种纷乱局面，年迈的南海郡尉任嚣病情严重，自知无力控制局面，于是把龙川令赵佗召唤到身边，分析了当时形势，唯恐中原的战火蔓延到岭南，想兴兵隔绝各处关隘道路，固边自守。他认为，南海郡的首府番禺（今广州） 负山险，阻南海，控制东西数千里，再加上有大批中原移民的辅助，必定能控制岭南一方的安全，足可以立国，成为一方诸侯。他对赵佗坦言：自己体弱病重，郡中其他官吏又没有可以托付之人，所以不得不召公告之。于是，任嚣发出授予赵佗主持南海郡军政要务的授权官文，把岭南的前途、安危托付于他。

可以说，赵佗是临危受命，维护岭南安定的重任袁又压在了他的肩上。

不久，任嚣病逝。在中原战火波及四面八方的危局下，赵佗按照任嚣的嘱托，依照任嚣的计划，断绝官道隘口，固守岭南，把中原的战乱阻止在岭南以外。

秦灭亡后，楚汉相争，战乱连年。在中原没有建立统一中央王朝的情况下，赵佗将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南古城）、象郡（治所在今广西崇左县）收在了自己麾下，一举统一了岭南地区，以番禺为都城，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

南越国的疆域，北、东、西三面分别与长沙、闽越、夜郎三国交界，东及南面濒临南海，“东西万余里”的广大地域。大体上东接泉州，北以五岭与江西、湖南交界，西北至广西西北部的南北盘江（红水河上段），西南到今越南的中北部地区。

归汉称臣多波折

就在赵佗马不停蹄地统一岭南，改制称王的时候，中原大地一场群雄争霸的大戏也在紧锣密鼓地上演着，最后以刘邦抢到了头把交椅，坐了龙庭，建立汉王朝而告一段落。之所以说是告一段落，是因为刘邦的宏图大略是建立大一统的汉室王朝，但是来自中原诸侯贵族的反叛，还有北疆匈奴、南疆南越的独立王国，使这场群雄争霸的大戏迟迟不能最后落幕。刘邦虽然黄袍加身，皇冠盖顶，但仍要四面出征，全力平叛扫乱，为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而殚精竭虑。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 年） 刘邦北上平叛，攻克了东垣。在这里，他了解到东垣人赵佗在岭南为王，一个历史性的决定萌生：放弃武力征讨，和平统一岭南。回朝后，于这年的五月，刘邦下诏书，对赵佗表扬有加，说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中原迁徙到岭南的首批客家人） 以故不耗减，越人相攻击之俗亦止，俱赖其力。”刘邦高度评价了赵佗治理和开发岭南地区的功劳，封赵佗为南越王。刘邦派了一介书生—— 大夫陆贾，南下番禺，去找赵佗，宣布朝廷的任命，颁诏书，发玺绶—— 汉王朝给赵佗执的官印。

到了现代，赵佗仍然是关注的对象。不仅历史学界重视对赵佗的研究，就连政治领袖都对赵佗予以高度关注。毛泽东曾对广东省的负责人说过：作为我们共产党的领导者，要去治理广东，不知道赵佗是不行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涿州对准备前往广东主持工作的曾山同志说：“你们广东开化很早。秦始皇时代广东就是秦朝管辖的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作官，他对地方治理的不错。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他乘机扩占了粤西、海南岛等地方，自立为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派人去见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汉朝的管理，维护国家统一。”

在广东，无论政界还是学界，都把赵佗看作是岭南的开拓者。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黄淼章从广州历史文化形成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赵佗的历史功绩。他说，历史人物赵佗是一个文化符号，毛主席称他为“南下干部第一人”，赵佗是广州的重要拓荒者。广州城市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对汉文化、楚文化实行兼收并蓄的过程，汉越文化融合期为秦汉时期。秦平岭南，大批中原人随秦军南下，把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权、技术、文字、市场)、饮食与文化的根本和精华(人、谷、畜种)带到了广州，开创了岭南汉越民族融合的历史。

直到今天，广州市内发掘出的越王井，仍然被作为南越国时期重要的文化遗址来保存。1996 年在广州市广播电视中心大厦施工时发现的“越王城”遗址，广东省、广州市政府为了保护这座南越国文明的代表性建筑，决定将全市重点工程—— 广播电视大厦位置移动几十来，为越王城让位，可见，广东人民对于赵佗历史功绩认识的深度。

在赵佗的故乡，家乡人越来越看重赵佗树立起的文化形象，不仅为其著述立传、塑像，在石家庄市区辟建有赵佗公园，命名有赵佗路，以纪念这位第一个从这里走出的历史名人，宣传他的历史功绩，而且加强了对赵佗先人墓的保护，早在1982 年就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又进行了维护修缮，逐步成为人们游览、敬仰的文物景点。

现位于石家庄市区北部赵陵铺的赵佗先人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