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有没有那个必要?
《三国演义》一开篇就有一段相当精彩的论述。说的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也就是说,造成天下大乱的直接责任人是汉桓帝和汉灵帝这两个人,因为他们“亲小人,远贤臣”,崇信宦官,而禁锢贤臣。
你看,“皇帝昏庸”“宦官专权”,这是过去对天下大乱原因的习惯性理解。这当然没有错,但这种习惯性的理解,并不能解释当时所有的现象。比如,东汉末年的地方军阀是怎么突然崛起的?大家都知道董卓,他废立皇帝的举动,引起了十几个地方军阀对他联合讨伐,董卓也成了造成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最直接的罪魁祸首。在这个过程中,无论董卓本人,还是讨伐董卓的人,他们本质上都是军阀,手里是有兵权的。
但问题是,依照古代的政治制度,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没有军事调度权。这一权力只能由中央掌控,然后再在特殊时期临时授予。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虎符”,就是临时授予调度权。虎符分成两半,一半在官员或将领手中,一半在中央。只有两个拼起来,才能调度军队。
所以,按理来说无论是董卓,还是讨伐董卓的郡守、州牧们,都是没有兵权的。更不要说如此大规模的调度军队,针对董卓所在的洛阳了。那这些人手里的兵权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整个三国就是一段军阀混战的历史。要理解三国,就要先解释,东汉末年的军阀是怎么崛起的。
随着瘟疫的连续爆发,“末世”的理念被迅速的传播和广泛的接受。张角的组织也在这期间发展到了百万人的规模。这个时候,张角就想利用“末世论”和百万教众,谋求更大的政治利益了。他想推翻和取代东汉政权。公元184年农历2月,张角正式起兵,他的三十万军队集中在洛阳附近的三个地区,“黄巾起义”正式爆发。
“黄巾起义”发生后,三十万起义军在洛阳附近同时发难,而且这还只是主力军。同一时间,几乎全国范围都有不同规模的起义,这种遍地开花的起义活动,让东汉政府措手不及。东汉政府之所以会措手不及,这和当时朝廷废除地方军有很大的关系。
汉代的军队,曾经一度有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中央军负责大型军事,比如征伐和平叛,而地方军主要负责地方治安和紧急军事。但是到了东汉时期,政府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和将军叛乱,就废除了地方军,一切军事活动都由中央军负责。
但问题是,这一次“黄巾起义”的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了中央军的应对能力。所以,为了平息“黄巾起义”,东汉政府把军权彻底开放,允许各级地方官员,甚至地主豪强都可以自行招募军队,抵抗黄巾军。这等于是说,只要有条件,人人都可以拥有军队。这样就能理解,连刘备这样一个“织席贩履”的人,也可以拥有一支私人武装了。不过,这样一来,虽然“黄巾起义”被快速的平定了,但军权开放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拥有军权的地方势力却越来越不受控制。军阀割据的局面,其实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形成了。
当然,也不是说天下从此就大乱了。“黄巾起义”是184年被平定的,而真正的天下大乱是从190年开始的。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东汉政府还有一定的权威,所有的军阀都不敢明目张胆的割据。因此整个国家在表面上还是统一的。
但董卓做了一件极其伤害政府权威的事情,就是废掉了汉灵帝的长子刘辩,改立次子刘协为帝。这样一来,不仅董卓自己成了众矢之的,被军阀联合讨伐,而且刘协本身的合法性也大打折扣。天下的军阀都以此为借口,公然起兵,然后割据一方,互相兼并。乱世的局面被彻底引爆了。曹操是怎么样重整河山、重建秩序的?
前面说到,瘟疫引发了死亡和恐慌,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出现大规模流民。这些流民一度被张角的“太平道”所安置,但在“黄巾起义”被平定之后,流民问题又再次出现。公元192年,30万黄巾起义残余,大肆进攻当时的兖州,就是今天的河北、山东南部以及安徽的北部这一片地区。当然,这三十万人究竟是不是真的“黄巾余孽”,很难说清楚,本质上应该就是打着黄巾旗号的流民。因为这三十万人并不是纯军事化组织,其中大部分人都拖家带口。算上非战斗人员,总数应该超过一百万。
当时,这些人大举进攻兖州。兖州抵挡不住,朝廷只好让曹操来当兖州牧,负责抵抗这一伙“黄巾军”。和他的前任兖州牧不同,曹操没有单纯地对抗,而是剿灭和安抚两手并用。最终降服了这一百多万人,并把其中的精锐战斗力整编成一支6万人的军队,这就是后来的“青州兵”。但问题是,除了这6万人之外,剩下的人如何安置,总不能光养着他们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曹操设计了“屯田制”。
当时兖州的情况是,一方面有一百多万流民需要安置。另一方面又因为瘟疫、饥荒和战乱,当地有很多被废弃的荒地。要知道,恢复农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说有地有人就可以恢复的,还需要生产工具和基础设施。所以,曹操一方面把荒地分配给流民,另一方面又给他们提供耕牛、农具等生产工具。这等于是把这一百多万人都变成佃户,而兖州政府是承包方,最终的出产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这就是“屯田制”。屯田制等于一次性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安置流民,第二是经济开发。这在当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就在曹操搞屯田制,发展和恢复社会经济的同时。袁绍和袁术的军队只能以桑葚和河蚌为口粮,而那些没有桑葚与河蚌吃的军队就只能靠抢劫来维持军队。所以,屯田制也为后来曹操的军事征服奠定了经济基础。
你看,屯田制既安置了流民,又恢复了经济,这是曹操在社会层面所做的恢复。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政治方面的恢复。
我们前面说到,导致天下大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央权威的丧失。当时,董卓废立皇帝之后,就激起了关东诸侯的联合讨伐。关东诸侯就是函谷关以东的诸侯。面对这种情况,董卓干脆放弃洛阳,把汉献帝劫持到长安。而关东诸侯就开始各自为战,互相兼并。国家完全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
后来,董卓集团发生内乱,献帝趁机逃出了长安。一路向东,颠沛流离想回到洛阳。这个时候的献帝,完全没有一点君主的样子,最惨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当时的军阀,包括很多汉室宗亲,比如荆州的刘表,都不在意汉献帝的生死。只有曹操,迎接献帝并把他安置在许昌,这个举动客观上保全了东汉中央政府的存在。
至于曹操这个举动究竟是“奉天子以不臣”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当时的事实是,没有曹操,汉献帝很有可能死于非命,天下彻底丧失中央权威。所有的军阀都会毫无顾忌,天下彻底大乱。而相比于曹操,其他大多数军阀,没有野心的,想安安稳稳的独霸一方,把基业传给子孙,比如,刘焉和刘表。而野心大的,就想自己当皇帝,比如袁绍和袁术。曹操虽然后来也在向称帝的方向发展,但此时此刻,他对中央权威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局势进一步恶化。这就是曹操对当时政治秩序的恢复。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军事。简单来说,就是曹操清除北方的军阀。其中,最主要的是袁术、袁绍、吕布这三个。军阀遍地的结果,一定是战乱频仍。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和经济只能当作支持,主要还得靠纯军事对抗。所以,我们能看到,在这段时期内,曹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战场上。其中还有几次危机,比如吕布趁着曹操攻打徐州的机会,偷袭兖州。“官渡”战场上,面对袁绍的军事压力,曹操差一点放弃等等。最终,曹操用了十几年时间,南征北战,先后平定了袁术、吕布、袁绍和一些小军阀。基本上统一了北方,消弭了战乱。
当然,也不是说,在这一过程中,曹操没有做过负面的事情。在第一次攻打徐州的时候,他就曾经屠过城,杀了十万左右的百姓。这是曹操在“人道主义”方面最大的污点。但另一方面,曹操对当时的秩序进行了政治、社会和军事三个方面的恢复,使当时的北方社会的总体秩序得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