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贵谈《隋书》的编纂、点校与修订

吴玉贵（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已陆续出版了修订本《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与《宋书》。《隋书》修订版也终于在今年春天与读者见面。

修订本《隋书》的主持人为吴玉贵与孟彦弘两位先生。复旦特聘教授、文史研究院研究员吴玉贵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文献学、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唐书辑校》《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等。他在此次访谈之中，详细介绍了《隋书》的编纂、点校与修订的情况。

《隋书》修订版

与“二十四史”中的其他史籍相比，不管是篇幅也好，名气也罢，《隋书》似乎都没有那么显眼。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评价《隋书》？

吴玉贵：二十四史，尤其是宋以前的各朝正史，各自都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记载链条里不可或缺的一环，要了解哪一个阶段的历史，你就必须用到哪一史，我想它们相互之间在价值上是没有多少可比性的。宋代以前，相关史料留存下来的比较少，对学术研究者来说，各朝代的正史多少都有些“唯一性”的特点。宋以后，实录、起居注、档案等这类更原始的材料，各种各样的留下来不少，正史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比如，如果研究明史的哪位学者写论文只用《明史》的资料，就不太专业，因为实录、档案俱在，这些才是优先的选择。而宋以前的正史所依据的原始史料几乎都已不存，要了解某一时代的历史，最主要的还得靠正史的记载。

在人们的印象中，二十四史里有些名气很大，有些好像就比较小一点。其实知名度和重要性还不是一回事。二十四史中远不如前四史有名的其他史籍，对研究某个历史阶段来说，都是唯一的和必须倚重的史料。我想，前四史之所以这么有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秦汉时期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时期，如果想要了解某些典故、成语乃至中国文化最内核的东西，都要在这几部书里去找。与前四史相比，知道和了解《隋书》的人并不算多，名气也不太大，但对了解和研究隋代历史来说，它却是最重要的和“唯一”的。知名度不高，并不意味着重要性也低。

还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跟别的正史比起来，《隋书》的重要性不光在于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而是综合反映了多个时代的历史。

说到“综合反映了多个时代的历史”，能否请您详细地谈谈这个观点？

吴玉贵：一般来说，断代史就是记载一个具体的时代，但《隋书》的情况却有些复杂。要评价《隋书》的价值，就必须得从它的修撰过程谈起。

唐初武德四年（621），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高祖提议修撰前代史，第二年正式下诏，分工修撰北魏、北齐、北周、梁、陈和隋等六个朝代的“正史”，诏令称“命萧瑀等修六代史”，《旧唐书·赵弘智传》也说，他曾在武德初年“预修六代史”。由此可知，“六代史”是一个特定的名称。“六代史”中隋史的修撰由封德彝和颜师古负责。这次修史进行了几年之后，“竟不就而罢”，搞成了半截子工程。

太宗继位以后，在贞观三年（629）重新启动了修史的工作。北魏已有魏收、魏澹两家《魏书》，决定不再重修，其他“五代”正史也重新分工，其中隋史改由魏徵负责，孔颖达、许敬宗等参与修撰。贞观十年（636），包括《隋书》在内的“五代史”修撰完成，历时八年。贞观三年的修史，实际是接续了武德四年的工作，所以前后通计，一共用了十五年的时间。

但是修成后的“五代史”只有纪和传，没有志。于是在贞观十五年（641）下诏，由于志宁等人继续修撰“五代史志”。到高宗显庆元年（656）撰成进上，也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后来将“五代史志”附入了“五代史”中的《隋书》，成为我们今天见到的《隋书》的模样。

《隋书》全书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其中，纪、传记载隋朝史事，志则涵括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内容。《隋书》不同于其他断代正史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是系统地总结和记述南北朝后期至隋的典章制度沿革，这一点也可以说是《隋书》学术价值最重要的体现。

《隋书》的志有十种，包括了《礼仪志》七卷，《经籍志》四卷，《音乐志》《律历志》《天文志》《百官志》《地理志》各三卷，《五行志》两卷，《食货志》《刑法志》各一卷。十志占了《隋书》近一半的篇幅，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都非常高。

比如《经籍志》，以唐初“见存”典籍为基础，标注别本和亡佚，全面清理了萧梁至隋代的典籍存佚，是了解《汉书·艺文志》以后数百年间传统典籍流传状况的最重要的依据。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了《隋书·经籍志》，汉以后的学术史根本就无从讲起。尤其是《隋书·经籍志》确立的经、史、子、集的传统典籍四部分类法，被后代奉为圭臬，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再比如《地理志》，以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平定吐谷浑后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的版图为基础，同时以注文的形式，对南北朝时期的地理沿革情况做了系统梳理。

其他各志也都是如此。有些甚至会突破“五代”的界限，比如《音乐志》常会上溯到宋、齐诸朝，而《食货志》的记载则以晋室南迁作为起点。

总之，《隋书》本纪、列传对了解和研究隋代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十志更是为研究南北朝至唐期间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提供了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史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隋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坊间知名度的高低和篇幅大小，不应该作为评价《隋书》价值的标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唐承隋制，而且是全面继承，唐朝的各项重要制度，基本上在隋代都已成型或确立，到唐代以后得以继续发展完善。从寻根溯源的意义上来说，要想透彻理解唐朝，就必须回到隋朝，在《隋书》中寻找答案。

我想，《隋书》的重要性，至少从这些方面都可以得到体现。

对《隋书》的研究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哪些代表性的学者和学术成果？

吴玉贵：这个问题不好说。至少汲古阁本的《隋书》，就通校过宋本《隋书》。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二十四史”《隋书》卷后的“考证”，应该算是对《隋书》的第一次全面校勘考证。

在清代专门研究正史的著作中，也有与《隋书》相关的章节。比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等。但是在这些著作中，研究《隋书》的内容非常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志的部分。《廿二史札记》“魏齐周隋书并北史”三卷，与《隋书》相关的内容只有五条；《十七史商榷》研究《北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及《隋书》的内容共四卷，也只有十六条与《隋书》相关。《廿二史考异》讨论《隋书》的篇幅占两卷，但绝大部分都是关于诸志的内容，纪、传相加，只有二十条。《越缦堂读史札记》有关《隋书》的内容稍多，但它并不是作者本人编定的著作，而是标注在书眉的札记，绝大多数是录自殿本《隋书》的“考证”，或摘录其他学者的成果。

与全面整理研究成果较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隋书》诸志的研究成果最多，水平也非常高。比如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日本学者兴膳宏《隋书经籍志详考》、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考证、订补之作。

岑仲勉

近人对《隋书》的全面整理和研究贡献最大的学者，首先应该提到的就是岑仲勉先生。从传统文献的发掘和整理说，隋唐时期历史文献整理和研究有两个最重要的奠基人，一个是徐松，一个是岑仲勉。岑先生《隋书求是》对《隋书》的研究，是《隋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隋书求是》将研究重点放在被前人忽略的《隋书》纪、传部分。通过全面核校当时所见的重要版本，采用“纪、传自相勘”或“纪、传互相勘”的方法，结合新见石刻史料，发现和纠正了《隋书》纪、传中的许多错讹，尤其是岑先生编定的《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对研究《隋书》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晚近以来，也有一些校勘和订补《隋书》错误的零散论文。前人的这些研究成果，为上世纪七十年代《隋书》点校本的整理工作奠定了学术基础，也是今天从事修订的重要参考。

主持修史的魏徵有着据史直书的“良史”之名，这对《隋书》的完成有着怎样的影响？

吴玉贵：我们上面说过，《隋书》成书有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武德四年至贞观二年（621-628）修撰“六代史”，隋史由封德彝、颜师古负责，但没有最后成书；第二个阶段是贞观三年至十年（629-636）修撰“五代史”，《隋书》是魏徵负责，但只有纪、传，不包括志；第三阶段是贞观十五年至显庆元年（641-656）于志宁等人修撰“五代史志”（即《隋书》十志）。魏徵实际上只参与了第二个阶段修撰《隋书》纪、传部分的工作，具体来说是撰写了《隋书》列传中的序论（每卷后附的“史臣曰”）。虽然现在《隋书》署名为“魏徵等撰”，但实际上《隋书》是唐朝朝廷专门设馆官修的正史，是一项国家重大工程；而且魏徵本人在贞观十七年（643）就已去世，下距《隋书》十志的最后完成还有十三年的时间，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工作他都没有参加。在这种情形下，魏徵能在多大程度上对《隋书》的修撰施加个人的影响，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

《魏郑公谏录》是一部专门记载魏徵谏奏和唐太宗与魏徵君臣问对的史书，这本书卷四的“隋《大业起居注》”条，记录了唐太宗与魏徵之间的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

太宗问侍臣：“隋《大业起居注》今有在者否？”公对曰：“在者极少。”太宗曰：“《起居注》既无，何因今得成史？”公对曰：“隋家旧史，遗落甚多，比其撰录，皆是采访，或是其子孙自通家传参校。三人所传者，从二人为实。”

太宗所问的是有没有起居注，起居注次序时日，记录帝王行止言行，是修撰本纪主要依据的史料；而魏徵对答的“家传”，则是修撰列传的重要史料来源，二者的来源、用途都大相径庭。没有起居注，就无从修撰本纪，即使采访再多的家传，也与修撰本纪了无关系。以“家传”的遗落对答“起居注”，这段对话真正是答非所问。

您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文献学、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能谈谈这些学术积累对您从事《隋书》的修订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吴玉贵：我并不是历史文献学专业出身。我最初学习的是中外关系史专业的中亚史方向，由于不具备研究中亚史或中外关系史的专业素养，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专业方向逐渐向汉文边疆民族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偏离，后来就转入了历史文献学领域。

虽然我研究的范围主要限于北朝至隋唐间的汉文边疆史料，但是这一时期的基础文献，也是我一直关注的对象。比如从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疑年录》，到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唐书辑校》，表明了我对隋唐时期基础文献的一贯兴趣和努力。长期从事历史文献的学习和研究，使我对隋唐时期的传统文献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对发现和处理文献中出现的错讹也有了一些粗浅的经验，这些经历对修订《隋书》的工作当然会有很多助益。但修订正史的工作，毕竟不同于个人的研究。二十四史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是很特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公器”。与个人研究不同，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应该尽量避免施加过多的“个人”色彩，使它能够更好地为“天下之所共用”。

其实从这次修订工作本身来说，也体现了二十四史作为“公器”的特点。在启动之初，中华书局就拟定了《点校本廿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总则》，规定了修订原则和详尽的具体工作程序，为整体工作划了框框，定了调。在修订过程中，从制定修订方案，提交样稿，审核修订稿，到最终定稿，都集中和吸纳了许多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意见。有些如《律历志》《天文志》等涉及专门知识的内容，如果没有相关专家的参与，根本就无从措手。此外，修订过程中核校引文、审查校勘记、统一格式、厘定文字等具体繁琐的工作，也都渗透了修订办诸位专家和责任编辑的心血。所以修订本《隋书》形式上是由我们两个人做的，但实际上却凝结了众人的劳动，说它是一个社会产品，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作为历史文献的从业者，我一直认为能够参加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是一件得附骥尾的幸事。近十年来，为了《隋书》的修订，我们竭尽所能，黾勉从事，不敢稍有懈怠。但态度好不代表水平高，我们的工作肯定存在种种缺陷和不足，希望能得到读者朋友和文史工作者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