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九大遗书：真正的写经书法艺术瑰宝
敦煌因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反映了我国近千年的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敦煌藏经洞数万卷古代文书引起了各科探索者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敦煌书法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史和艺术价值，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晋、秦汉书法艺术发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1900年5月，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一间秘密复室，层层叠叠，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经卷文书和绣画法器。当时一些文人闻讯后，恳请地方政府斥资将它们运到省城妥善保管，但由于缺少四五千两银子的运费，只好作罢。1904年3月，敦煌县长下令责成王道士把密室封闭起来，想不到王道士并未执行，于是发生了外国探险者的盗劫行为。英人斯坦因，1907年到敦煌，利用欺骗手段贿通王道士，花七个晚上挑选了文书卷子和绘画绣品共二十四箱，通过印度运往伦敦，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总数约一万二千卷。法人伯希和，1908年在洞里蹲了三个星期，“凡精品则任何代价所不惜”席卷而去。文书部分现藏巴黎国民图书馆，总数约五千卷。尔后，沙俄的奥登堡也劫去约一万卷藏品，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1909年，伯希和携带部分精品出示端方、罗振玉和王俊仁，引起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于是，由学部给兰州制台拍一电报，责令不许外人购买，并不论全、残均解京收藏，现有一万余卷藏于北京图书馆。在学部收取劫余经卷时，王道士还藏匿了一部分。1911年10月，日本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来到敦煌，就买去了其中的三百余卷。
《大般涅槃经迦叶菩萨品第十二》
敦煌遗书的幅式主要有三类：一是长卷，个别的卷尾装一木轴，由一张张高低宽窄大致相等的纸张连接起来。最长的《金刚经注》达九十九英尺，《法华经文疏》达九十九英尺。二是蝴蝶装的册子，这类文书都是两面书写的，在对折的中缝线上涂以糨糊，然后一张张粘贴起来，装成册子，有方形的，也有长方形的。三是散页，一张一张，大多是图案、信件、收据和契约之类。这三类样式中长卷最多，因此人们习惯把敦煌遗书称作卷子。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敦煌遗书的纸张多制于北方，其原料因地制宜，主要为麻、楮皮和桑皮。不同时期的用料也不尽相同，晋和六朝多是麻纸，隋唐除麻纸外，有楮皮纸和桑皮纸，五代时以麻纸居多。用纸最讲究的属隋到唐天宝年间，不仅捶捣得很光滑，而且大多还经过潢染，甚至加蜡砑光，成为硬黄纸。纸张一般长三百五十到五百五十厘米，四百五十厘米左右的最多。竖高二十五厘米左右，许多纸上打有竖线丝栏，一般约二十八行，每行宽一点五厘米。隋以前的字体有隶书特征，偏扁，因此每行字数较多，三十字上下的很普遍，唐代的一般为二十字左右，吐蕃和北宋初期纸质最差，行数也开始增加，字写得小而密集，多少没有定规。
《法华经卷第六》卷轴
东汉时代，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敦煌为西域进入中原的第一站，“华戎所支一都会”，因此得风气之先，佛教盛行，“村坞相望，多有寺塔”，敦煌的寺院不仅主持佛事，同时还兼办学校。为了培养抄经人才，它们都比较重视书法教育，常用破旧卷子的反面或空白处给学生练字，据“天宝八载三月史令狐良嗣牒”后面的习字作品分析，学生每天临写一二百字，结束时有日期、签名，甚至还有老师的批语，可见其认真程度。
敦煌寺院学校培养出一大批抄经人才和各类机关中的刀笔小吏，促进了书法的普及。《萨婆阿私底婆地十诵比丘戒本》书法极佳，末题云：“手拙用愧，见者但念其意，莫笑其字也，故记之。”这说明当时敦煌士民对书法很讲究，如果字写得不好就会遭人讪笑。《佛说辨易经》也是件出类拔萃的作品，卷末题记同样自谦“手拙”云云。
《大唐西域记第一卷》
在这种教育环境和社会风气中，敦煌地区书家辈出，从晋至宋初的七百多年间，人才济济，姜亮夫先生的夫人曾作过一个统计，《敦煌经卷壁画中所见释氏僧名录》和《敦煌经卷题名录》共列二百零三人。但这两个统计都很不完全，除去部分施主、供养人和收藏者，大多数是书写者。根据题记分析，书写者的职业主要有四类：一是“经坊”人员，经坊为官办的抄经机构，专抄各类典籍；二是寺院僧人，只抄佛经；三是学士，或称学仕（使）郎，所抄多是经史子集之类的书；四是经生，或称写生、书手，他们以抄书谋生，只要能换钱谷，什么书都抄。
《佛说阿弥陀经》卷轴
这四类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物质生活和文化修养有高低好坏之别，反映到书法上也各有各的风格特色。僧人的生活比较安定，虔诚事佛，心平气和，把抄经作为一种功德，书写非常认真，点画严谨，结体平正，字形大小一律，章法纵横有序。《四部律并论要用抄卷上》的题记说“纵有笔墨不如法”，在他们眼中，法度高于一切。经生分为两类，抄得好的清丽流畅，一般来说工整有余而天趣不足；抄得不好的，有经卷书法的习气而没有其精巧娴熟，有蹩脚的法度而无自然的烂漫稚拙。四类人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学士，他们生活还过得去，思想不受佛教戒律的束缚，而且学问修养高，潜心书法，出于自然，不同凡响，属于当时的代表书家。
敦煌在前凉灭亡之后，政权更迭频繁，其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政权，如前秦和后凉属于氐族，北凉和北周为胡人等。他们多为游牧部落，祖辈在马背上不断迁徙，互相之间为争夺牧场和奴隶而经常发生战争，养成了“刀剑不离身”的习俗，培养了对刀的特殊情感，对刀刻的艺术效果 — 峻利爽辣和雄奇英迈也有特殊的悟性和爱好。《牛橛造像》、《贺兰汗造像》等北魏王族造像的书法都极力强调刀刻效果，与以前的明显不同。在王族权贵的欣赏和提倡下，毛笔书法也开始追求刀刻趣昧，《胜鬘义记》的末尾几行练习字，点画斫截刻露，完全在寻找刀刻的感觉。《妙法莲华经卷第三》、《愿文》、《金光明经》、《汉将王陵变文》等，起笔侧锋切入，点作三角，垂竖作悬针，捺笔尖锐，转折之处雄奇角出，点画或大刀阔斧，或利锷薄锋，让人油然而生“威剑决浮云”的慷慨之气。这种极富生命力的阳刚之美，对软浮虚靡的帖学无疑是一帖良药。
敦煌遗书以其自身的魅力，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艺术价值，它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绚丽瑰宝。
